《楚辭》
研究《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曆代學者對它作了許多輯集、考訂、注釋和評論工作，寫下大量論著。兩千年來，《楚辭》的研究大致可分四個時期。
兩漢時期 兩漢是《楚辭》研究的開創時期。上承秦火之餘，重點在於搜輯、整理和著錄楚辭作品；注釋工作，剛剛打下基礎；對屈原的評價，意見頗有分歧。
西漢前期，屈原作品已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劉安和司馬遷。劉安撰有《離騷傳》，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研究屈原作品並寫下專著的第一人。《離騷傳》已失傳，據《史記·屈原列傳》裏殘存的片斷來看，其中有評文論史的總敘；據班固《離騷序》所援引的部分來看,其中又有釋義考典的注解,這些都為後世的屈原研究開辟了道路。至司馬遷撰《史記》，不僅親臨屈原自沉的汨羅江，憑吊遺跡,訪察行事,更研讀了《懷沙》、《漁父》、《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等詩篇，寫出了第一篇記述屈原生平事跡和描寫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傳》。
西漢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誦讀”楚辭,已開始注意楚辭的音讀問題(《漢書·王褒傳》)。西漢後期，劉向父子典校秘閣遺書，校定“屈原賦二十五篇”，著錄入《七略》，這是對屈原作品進行校讎的開始。劉向和揚雄都撰有《天問解》，其書不傳。據王逸《天問敘》說,他們都是對《天問》中的“奇怪之事”,“援引傳記以解說之”,可見劉、揚對屈原作品的注釋考訂工作,在劉安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東漢時期，班固、賈逵，都撰有《離騷經章句》（王逸《離騷敘》）。馬融也撰有《離騷注》（《後漢書·馬融傳》），其書皆不傳。賈、馬為經師,班氏為史家，其內容當既有訓釋,又有史評。這從賈、馬之說經及班固所留下的《離騷序》可以想見。但王逸曾說到班、賈隻注《離騷》，“其餘十五卷缺而不說”（《離騷敘》。馬融《離騷注》當然也是如此。看來直到東漢中期，學術界對屈原作品尚未展開全麵研究，重點仍在《離騷》、《天問》的注釋上，至於《楚辭》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對《楚辭》進行全麵探討的是東漢末王逸，他著有《楚辭章句》17卷，內容包括訓詁、校勘、釋義、考史、評文等各個方麵，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辭》研究專著。
這一時期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問題，劉安、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等，意見有分歧，而其中針鋒相對的是劉安與班固。劉安《離騷傳》認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評論屈原則謂“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推此誌也，雖也日月爭光可也”，而班固則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觀點衡量屈原，認為“屈原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
魏晉至隋唐時期 這一時期，楚辭在文學創作方麵的影響極其廣泛，而在研究方麵卻處於低潮，專著寥寥無幾,但注釋、音讀、文論等個別論著，從質量上看,仍然有所發展。
繼王逸《楚辭章句》之後，晉代郭璞有《楚辭注》3 卷。郭氏乃訓詁學大家，曾注過《爾雅》、《方言》，又博極群書,廣搜異聞,注過《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他的《楚辭注》已佚，但從諸書所引或互見於郭氏其他書注中的部分看,其訓詁名物方麵,足資參考處頗多，對王逸舊注也有所更定。如郭璞《江賦》以為“任石”義同“懷沙”，《山海經·中山經》注以為“湘夫人”乃是“天帝之二女”,都與王逸注不同。另外,《隋書·經籍誌》還著錄南朝劉宋何偃《楚辭刪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參解楚辭》7卷，今皆亡佚。
這一時期開始出現楚聲研究的專著。據《隋書·經籍誌》所載,晉代徐邈有《楚辭音》1卷。劉宋諸葛民有《楚辭音》1卷，孟奧有《楚辭音》1卷，隋代釋道騫有《楚辭音》1卷，闕名氏《楚辭音》1卷。音讀著述的繁多，反映了當時對《楚辭》諷誦吟詠的盛況。但這些著作今皆亡佚，隻有敦煌石室曾發現道騫的《楚辭音》殘卷。據《隋書·經籍誌》稱,道騫善讀《楚辭》,“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從殘卷考察，道騫音切多異，而用楚方音讀韻腳以取得葉韻效果，尤其是它的特征。
關於屈原評價問題，梁代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具有極大的影響。他折中諸家，獨標己見，明確指出屈原作品“奇文鬱起”,“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在文學發展史上有著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在藝術上則達到了“驚彩絕豔，難與並能”的高度，有意糾正評論家“褒貶任聲，抑揚過實”的弊病。但劉勰仍以是否合乎儒家“經義”為評價屈原作品的標準，也有一定局限性。
宋元明清時期，這是《楚辭》研究的空前興盛時期，校勘、訓詁、韻讀、文論等方麵著述繁多。尤其清代的校勘、訓詁，超過了以前任何時期，為此後的研究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