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方麵,自劉向的校讎,王逸的正誤之後，一個長時期內沒有出現過專著。宋代洪興祖始撰《楚辭考異》一書。此書所參校的,上至“古本”、“唐本”,下至當時諸名家校本,盡行收錄,考其異同，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洪興祖所參校的,有蘇軾至洪炎以下校本十四、五家。又有歐陽修、孫覺、姚廷輝諸家本。尤其可貴的是，現已佚失的南唐王勉《楚辭釋文》，在洪興祖《考異》中被引用70餘條，其中異文最多，足資考證。《楚辭考異》一書原為單行，後人將它分竄於洪氏的《楚辭補注》中，單行本已失傳。清末的劉師培,又於古本《楚辭》之外，參以諸書所引,撰《楚辭考異》17卷，為研究《楚辭》者所必讀。
訓詁方麵，洪興祖《楚辭補注》，是為了補王逸注的不足。實則既有補缺,也有糾誤。明訓詁，考名物,援引賅博，取證詳審，頗為學術界所推重。至於清代戴震《屈原賦注》，則以精審謹嚴見稱。又朱駿聲《離騷賦補注》,亦頗精於訓詁。但戴書以訓詁明大義見長,朱書則重訓詁並及語例,各有特點。至於清儒的零箋散劄,也有很精當的。如王念孫的《讀書雜誌餘編·楚辭》、俞樾的《俞樓雜纂·讀楚辭》等，在訓詁名物上發前人所未發。為《楚辭》研究提供了新的論據。此外，如馬其昶的《屈賦微》，對前人注解，采擷極廣，又能抒以己見，為清代研治《楚辭》的後勁。
屈原作品有文內之意,又有言外之旨。曆代學者,在探索上曾下過不少工夫，但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王逸《楚辭章句》，除訓詁名物外，微言大義，亦時有解說。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對訓詁名物補充較多，而微言大義方麵，則發揮不足，所以朱熹撰《楚辭集注》，對屈原作品不僅釋其詞，而且發其微。在這方麵，他確實提出了不少創見，但也有不少迂曲附會之處。明人通釋大義之作頗多，卻往往陷於空疏。即使一些較有價值的注本，亦不免此病。如黃文煥《楚辭聽直》8卷,對屈賦作時作地多有考訂，頗有創見。但此書所述義理，也多以己意為轉移。明清之際王夫之的《楚辭通釋》，略於訓詁而詳於闡義，其成就與朱熹相近。
音韻方麵，由前一時期以便於吟詠為目的的音讀派，逐漸發展為這一時期科學的古韻學。本來道騫以楚方音求屈原作品的葉韻,其態度是可取的,但其末流竟泛濫無歸，如朱熹注《楚辭》，隨句改讀，“一字數葉”。明代陳第的《屈宋古音義》出，始主張“發明古音，以見葉音之說謬也”（《屈宋古音義·凡例》）。清代古韻學大盛，其中以江有誥的《楚辭韻讀》較精，他分屈宋韻部為21部，跟王念孫的《毛詩群經楚辭古韻譜》的分部之說最相近。江氏的結論，頗為學術界所重視。
評論方麵，向無專著，漢魏以來多以單編散簡出現，所以這一時期的輯錄之書漸多。首先是宋黃伯思的《翼騷》,上自《史記·屈原列傳》,下至宋代陳說之《序》，錄為1卷,其書已佚。明代歸有光的《玉虛子》、《鹿溪子》各一卷，也以輯錄諸家評語為特色。蔣之翹的《七十二家評楚辭》，搜羅更廣。但其中明人多以評點時文的手法來評說,可取的較少。清劉熙載《藝概》卷三《賦概》述及楚辭,雖篇幅不多,而語能扼要，意多中肯，不失為文論方麵的佳作。
史實考證,盛於清代,但對屈原生平的考證，多散見於專著之中。在這方麵，清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很有代表性。書中首先據《屈原列傳》、《楚世家》，詳考事跡經曆；其次依屈原作品涉及的地點來探究放流涉足的遠近，並對屈辭的寫作時地有所論列。雖有附會之處，但翔實的居多。此外如鄒漢勳的《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陳□的《屈子生卒年月考》，頗為學術界所重視。
“五四”以後 “五四”以後，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楚辭》的研究工作，進入了曆史上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除了繼承清代樸學在考證方麵有所發展、有所前進而外，更重要的收獲，是試圖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屈原及其詩篇作出新的評價。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聞一多《楚辭校補》、《楚辭新義》，遊國恩《楚辭概論》、《楚辭論文集》以及他所主編的《楚辭注疏長編》（已出《離騷纂義》、《天問纂義》），薑亮夫《屈原賦校注》，劉永濟《屈賦通箋》、《箋屈餘義》等。
總之,兩千多年來，經過曆代學者的努力,《楚辭》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仍有不少的遺留問題，有待進一步去作鑽研。例如：由於年代久遠所造成的文字語言上的障礙，還沒有完全清除；當時流行於南楚的曆史傳說與神話故事，真相還很模糊；作品寫作的時、地問題，還有爭論；某些篇章的真偽問題，認識還不統一，等等，而在楚辭的文學評價問題上，更需要作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