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寫戰爭是《左傳》的所長。全書寫軍事行動 400多次，其中以晉楚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秦晉□之戰（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晉楚□之戰（宣十二年）、齊晉□之戰（成公二年）、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戰役最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戰役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寫戰場交鋒多用略筆，戰爭之起因、戰前的策劃及戰後的影響則詳寫，把戰爭的勝負與參戰國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將帥的品格等因素有機地聯係起來，寫出了某種曆史的必然性。
《左傳》敘述戰爭尤其講究謀篇。短篇如齊魯長勺之戰（莊公十年）先略敘魯師得勝，而後詳敘曹劌論其所以勝，由表及裏，詳略得宜。中篇如秦晉□之戰寫蹇叔哭而送師，有先見之明,穆公哭而迎師，知錯能改,一首一尾遙相呼應。長篇如晉楚城濮之戰，標出“取威定霸”為綱，文隨戰機，時緊時緩，幾開幾合，使情勢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最終以周王冊命晉文定霸作結。這些都是鮮明的例證。作者還常常在激烈緊張的戰爭氣氛中，插入生動有趣的細節，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獻、下車免胄、執□犒師等，顯得優遊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說：“夫記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傳》。”
應對辭令也是《左傳》中富有文學意味的一個部分。當時諸侯國往來頻繁，使臣是否善於辭令，不但關係到個人榮辱，並且關係到國家安危。書中如“陰飴甥答秦伯之問”（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王孫滿論鼎之輕重”（宣公三年）、“賓媚人責晉”（成公二年）、“知□對楚王問”（成公三年）、“戎子駒支責晉於朝”（襄公十四年）、“子產論毀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記述辭令，無不曲折縝密，委婉盡致,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劉知幾《史通》說,《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劉熙載認為：“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藝概·文概》）可見其語言精要已成為曆代楷模。此外,作者運筆靈活多變,如“秦晉嬴之戰”中寫文嬴請釋秦囚，先軫怒，“不顧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寫楚子拊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如“晉楚□之戰”寫晉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晉兵脫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晉兵解嘲說：“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這些描寫，或細膩，或誇張，或詼諧風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傳》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漢司馬遷發展了《左傳》的傳統，寫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記》。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僅內容上與之相接續,體裁、手法亦以之為法。宋人對“《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陸遊《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現存《左傳》注本最早的為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兩部。清有顧炎武的《左傳杜注補正》、惠棟的《左傳補注》、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近人有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今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