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
古代編年體曆史著作。儒家經典之一,西漢初稱《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或稱《春秋古文》（《史記·吳世家》）。西漢末年劉歆所見到的則稱“古文《春秋左氏傳》”，《左傳》就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劉歆認為《左傳》是傳《春秋》的，所以他就拿傳文去解經,使之互相說明。在漢代,《春秋》與《左傳》本來是各自單行的，晉代杜預在劉歆、賈逵等前人解釋的基礎上，把“經”（《春秋》）與“傳”（《左傳》）按紀年合並到一起成為一部書，而加以係統解釋，這就是《春秋經傳集解》。
關於《左傳》的作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是左丘明。唐代趙匡首先懷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進一步提出：“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他還提出《左傳》作者可能是吳起。還有人主張為劉歆所作的，不過這些懷疑之說都沒有充分根據。
關於左丘明的記載最早見於《論語·公冶長》。唐孔穎達認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傳序疏》）。清代朱□尊認為左丘為複姓（《經義考》）。清代俞正燮又認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類稿·左邱明子孫姓氏論》）。至於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詳。《孔子家語·觀周篇》說：“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未知所據。不過一般論者據《左傳》所記事實，都認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傳》的寫作年代,至今沒有定論,清代崔述根據書中文風及記事繁簡分析,主張“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為戰國後人也”（《洙泗考信錄·餘錄》）。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則據顧炎武《日知錄》卷四《左氏不必盡信》條說:“左氏預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孝公後概無征，則左氏時代從可推斷。”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因而推測：成書在公元前403年魏斯為侯以後,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張作《左傳》的左丘明與孔子所見過的左丘明為兩個人。
《左傳》記事基本以《春秋》所載魯十二公為次序，但在魯隱公元年之前，有魯惠公生魯隱公及隱公即位的說明；魯哀公二十七年之後，又附錄了魯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晉國知伯被殺之事。全書內容包括聘問、會盟、征伐、搜狩、城築、婚喪、篡弑、族滅、出亡等。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記錄了諸侯、卿大夫的活動，並把筆觸深入到商賈、卜者、刺客、樂師、妾媵、百工、皂隸等階層；通過對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霸業盛衰的敘寫，反映了當時諸侯國之間錯綜複雜的角逐；而對魯季孫氏、齊田成子、晉國韓、趙、魏諸卿與公室的矛盾,鄭子產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會內部的變革及其趨向。
左氏在敘事中敢於直書不諱，帶有鮮明的傾向性。他往往以“禮也”、“非禮也”作為對人物的評判，表現了保守的倫理觀念,但總的說來,是非、愛憎觀念和曆史觀還是比較進步的。例如書中既肯定霸主的曆史功績，又不避諱齊桓公好內多寵與公子重耳的貪圖安逸。又如敘“晉靈公不君”（宣二年）、陳靈公“衷其祀服，以戲於朝”（宣九年）、齊莊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勝與鄔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過富有特征的細節描寫，把統治者的暴虐荒淫、醜惡汙穢揭露無遺。而忠良機智的晏嬰、剛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遠見的子產等人，則被作為係國之安危的人物來加以肯定和讚揚。書中還貫穿著適應當時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觀點。這種觀點通過隨季梁（桓六年）、宋司馬子魚(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產為政（襄二十五年），韓獻子論欒武子報楚（成十五年），齊晏嬰、晉叔向論齊晉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論撫民（昭十九年），逢滑對陳懷公（哀元年）等，都強調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軍事鬥爭中的作用，從而得出“國將興，聽於民”的結論。這裏表現了作者進步的思想傾向。
前人評說“左氏豔而富”（範寧《□梁傳序》），“《春秋》謹嚴，《左氏》浮誇”（韓愈《進學解》），這正表明《左傳》在文學性方麵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強。從《春秋》隻作大事記式的記錄，到《左傳》中出現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曆史散文的一大進步。如隱公元年記“鄭伯克段於鄢”，作者按事件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有組織、有層次地加以敘述,表現了鄭伯的狡詐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薑的偏心釀禍，概括了鄭國統治集團內部幾十年鬥爭的曆史。莊公八年齊連稱管至父之亂、宣公二年趙盾諫晉靈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難等，都寫得有聲有色。從中既可看到曆史的進程，又可看到出現於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舉動神情。把曆史的真實性、傾向的鮮明性、表達的形象性結合起來，通過具體的人物活動去展現曆史畫麵，創立了中國曆史撰述的優良傳統，為後世史傳文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