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推行正字法
“語言文字工作關係到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進步和國際的交往；實現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是普及文化教育、發展科學技術、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項基礎工程，對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必須給予高度重視。”
⒈實現文字規範化的意義
實現文字規範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前提。發展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提高物質文明建設的效率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質量等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都離不開文字使用的規範化。
當前，世界的發展已經開始進入自動化和信息化時代。隨著現代化通訊技術的發展，人們相互交往的地理障礙越來越小，但在文字上的障礙卻仍然很大。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字的規範化工作在當今社會中顯得尤為重要。現代化的生產、科研和辦公都是以文字的規範化為基礎的。如果文字係統的標準化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計算機的優越性也就無法發揮出來。因為隻有標準化的文字係統，才便於實現計算機的輸入、輸出、存儲、轉換、檢索等信息處理過程。我們已經失去了一個打字機的時代，當然不會再失去一個計算機的時代。但這僅僅靠造出若幹台計算機是不夠的，還須要有一個標準化的文字係統和一大批能按規範化要求使用漢字的、懂計算機的人。特別是人的正字法知識水平，已經成為當前計算機普及過程中的最大障礙之一。
要從根本上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就應該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盡快提高全社會的文化素質水平。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可以大大推動文字規範化水平的提高，但同時，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也受到文字規範化水平的製約。就目前而言，教育用字的規範化水平還不容樂觀，除了教師和學生的規範化意識需要進一步提高外，社會對學校的負麵影響問題也必須抓緊解決。例如當我們費盡心機教育孩子們使用規範字的時候，書店裏提供給他們的卻是精美誘人的不規範字的字帖——字形和字體不規範的字帖幾乎占了所有字帖的90％。也正是在這類書店的廣告牌上，我們發現了“‘六·一’兒童節，所有書籍8拆銷售一個月！”的廣告。麵對這種現狀，我們認為有必要再喊一喊魯迅先生喊過的：“救救孩子！”
文字的使用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關係也相當密切。文字作為一種交際工具，它是培養和發育市場經濟、提高工作效率的必要條件。試想，你寫的字我不懂，我寫的字你不認識，又怎能保證書麵交際的順利暢通，以及形成統一的大市場呢？據說某單位的會計下賬時，發現一張發票上寫的物品名稱是“古”，不知為何物，就問來報銷的人：“這‘古’是什幺東西？”來報銷的也不知道，隻好找到經手人——幼兒園的老師，才知是她們買的“鍋”。把“鍋”寫成“古”怎幺能報銷呢？報銷的人要自己改過來，可會計說：“發票不能塗改，除非有原單位的蓋章。”於是隻好去找商店。售貨員卻說：“我們進貨時進的就是“古”，如果賣出去的是“鍋”，將來老板查賬查不著“古”怎幺辦？”他也不肯改。不改會計不給報銷，改又改不成，真把報銷人給難壞了。這件事告訴我們，寫規範字跟講普通話一樣，已成為影響經濟交流的重要因素，必須抓緊抓好，否則，將影響經濟建設的速度和效率，誤國誤民。
實現漢字規範化，不僅是發展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提高工作效率的基本條件，而且是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工程。正如萬裏同誌所說：“語言文字的運用，是否合乎規範化、標準化，往往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1986）社會用字的混亂，嚴重影響了精神文明建設的質量，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例如某些旅遊勝地，本是精神文明的窗口，但其廣告牌、店牌等的上麵，卻書寫著許多不規範字，實在是大殺風景。如張家界山下的“園中圓”服務社，我們問老板這標牌的特別涵義，也許是有特殊的講究吧，老板的解釋卻是：就是大圓中的一個小圓的意思，如果老板的解釋正確的話，那“園中圓”就不好解釋了。前幾年到泰山，看到泰山腳下的大型導遊圖上的“步”字就寫錯了，現在也不知改過來了沒有。遊覽著文明勝地，卻怎幺也文明不起來，實在讓人苦笑不得。
實現文字的規範化，對促進民族的團結、社會的穩定、國家的統一和加強對外交流，也有很重要的作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國際和國內環境。就國內交際而言，漢字是全國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交際工具。漢字和漢字使用的規範化，是國家穩定團結、政令暢通的重要保證。但近些年來，由於受某些不良風氣的影響，社會用字的混亂現象還相當嚴重。我們隻要隨便到城市的街頭一瞥，就不難發現商店、機關、工廠的牌匾、廣告上的用字是多幺混亂：濫用繁體字、異體字者有之，生造簡化字者有之，亂寫錯別字者也有之。據說，廣州語委辦的一位負責人，本想沿街統計一下街頭不規範用字的情況，結果是兩步必見繁體字，簡直多得無法統計。其實也不隻是街頭，就連公開出版的讀物，電視、電影屏幕上的用字，也常常出錯。用字的混亂，是人們思想混亂的具體表現。這說明在文革中養成的無視國家法律法規的不良風氣，仍然左右著某些人的思想和行為。無疑，這是不利於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的。
文字規範化問題與祖國的統一大業也有十分重要的關係。少數台獨分子妄圖把台灣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在漢字問題上也大做文章。他們大罵共產黨破壞祖國文化，將中國文字簡化的亂了套，造成了中國人溝通的障礙。於是提出了所謂中國的統一必須從文字統一開始，大陸必須恢複繁體字的奇談怪論。這顯然是在為分裂祖國找借口，對此，我們務必提高警惕。祖國的統一，自然需要文字的統一，但不一定就非統一為繁體字不可。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大陸有12億人口使用簡化字，要恢複繁體字，不能不考慮他們的意見。從另一方麵說，台灣雖然沒有推行簡化字，但是有不少人喜歡並已經在使用簡化字；台灣的用字混亂現象，如異體字、舊形字、繁簡字等引起的混亂現象，並不比大陸差。由此而引起的社會糾紛，也經常見諸報端。這說明簡化字並不是導致文字混亂的罪魁禍首，而恰恰相反，正是它給十幾億人口帶來了書麵交際的極大方便。社會用字的混亂必須加以糾正和製止，但這與確立簡化字為標準字體並不矛盾。那種企圖通過廢除簡化字來消除社會用字的混亂，並實現兩岸統一的想法，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在國際上。漢字是代表中國的法定文字。在對外交往中，必須使用國家法定的規範文字，這是國際慣例，也是維護國家民族尊嚴的一件大事。例如法國的凱旋門上用五種文字寫的名稱，在決定漢字使用繁體還是用簡體時，據說是法國總理親自下的指示，要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用字規範——用簡體字。而我們的某些國民自己，卻往往因無知而輕視國家的文字規範，在國際交往中屢鬧笑話。例如新加坡是以簡化漢字作為文字規範的國家，但有人發現新加坡報紙的廣告中，唯一使用繁體漢字的廣告竟然是大陸某個廠家的。這既不尊重所在國的規定，又有失祖國的尊嚴。
搞好現行漢字的規範化，是曆史賦予我們的光榮任務。自從漢字脫離了原始形態成為全社會的交際工具以後，人們就不斷對它進行規範。漢字也正是在一次次規範化的推動下不斷發展的。考古學的研究表明，原始漢字的萌芽約在6000年前就出現了。傳說中的倉頡造字也許就是最早的漢字規範化活動之一。因為任何文字體係都不可能是由一個人或幾個人所能創造出來的，而由少數人對已有的文字體係進行規範化整理倒是有可能的。倉頡也許就是當時參與規範化整理的人中，成績比較突出的一個。據史料記載，商代前期的文字以圖象為主，字畫複雜，於是盤庚遷都於殷以後，就進行了一次以簡化為主要內容的規範化整理。據說甲骨文、金文就是在這次規範化整理的基礎上形成的。（此說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另外，還有西周宣王用《史籀篇》統一當時的文字，於是出現了大篆的說法，但一般認為大篆是春秋戰國時期西土秦國的標準性字體。秦統一全國後，“書同文”已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官方，李斯等人以秦係大篆為基礎，參考古文字，整理出了法定的標準性字體——小篆，在全國頒行；在民間，程邈等人在廣泛搜集民間廣為流行的俗字的基礎上，整理出了隸書。這兩項規範化整理，對漢字的發展進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使漢字體係的規範化程度大大加強。東漢靈帝於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開始刊刻《熹平石經》，把《尚書》、《詩經》、《易經》、《儀禮》、《春秋》、《公羊傳》和《論語》七種經典刻在石碑上，立於洛陽太學講堂門外，作為全國讀書人讀經的範本。這實際上是一個推行隸書的規範化舉措。此外，從唐代開始興起的曆代的“字樣”之學，也都對楷書的規範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唐代有顏師古的《字樣》、杜延業的《群書新定字樣》、顏元孫的《幹祿字書》、唐玄宗的《開元文字音義》、張參的《五經文字》，宋代有張有的《複古編》等。特別是《幹祿字書》，曾被當作科舉時代的字體標準。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更加重視文字工作。解放初期就成立了專門機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相繼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確定了當時語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務：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黨的十一界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曆史新時期，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語言文字工作麵臨著新的挑戰。1985年，為適應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需要，國務院決定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更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並於1986年製定了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和任務。其基本的精神就是促進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使語言文字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這些年來，在整理和簡化漢字，製定漢字規範化的各項正字法標準，指導漢字的規範化運用等方麵，雖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由於受各種錯誤思潮的影響，社會上亂用繁體字、異體字和不規範簡化字的用字混亂現象還相當嚴重。這嚴重影響了漢字作為交際工具的社會作用，與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很不協調。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雖然加強了社會用字管理的工作，並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於宣傳的力度不夠，社會上對用字規範化的問題認識不足、重視不夠等原因，治理不規範用字的工作，還未取得到十分令人滿意的效果。這充分說明，實現漢字規範化，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工作，必須堅持不懈地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