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標準化的基礎工程
提要實現漢字標準化是消除社會用字混亂和搞好漢字教學的必要前提，字義規範的建設和標準化是漢字標準化的基礎工程。字義的規範⑴反映了漢字與語義的對應關係，包括“字有定義”和“義有定字”兩項內容，它具有語言性、時代性、地域性、係統性和強製性等特征；字義的規範⑵是指對規範⑴的運用。字義的標準化包括製定標準和推行標準兩個方麵：標準的製定要考慮與港澳台的統一，要與異體字、異體詞和繁簡字的整理統籌兼顧；標準的推行要加大力度，要進行綜合治理，要編寫能夠直觀展示字義標準的字典。字義的標準化與其它方麵的標準化相互製約，不可偏廢，字義的規範及標準化的地位和作用必須得到重視。
90年代初，呂叔湘先生曾說過：“聽說漢字和漢文將要在21世紀走出華人圈子，到廣大世界去闖蕩江湖，發揮威力，這真是叫人高興可慶可賀的事情。不過我總希望在這20世紀剩下的10年之內有人把它們二位的毛病給治治好再領它們出門。這樣，我們留在家裏的人也放心些。”（呂叔湘，1990）呂先生的話是發人深省的。漢語社會的用字混亂，不能單單怪罪使用者，更應檢討一下漢字本身。漢字的標準化工作做不好，無標準可供使用者遵從，又怎幺能不發生混亂呢？或有標準而不盡合理，連中國人都感覺到學用不便，又何談讓外國人闖過學用難關呢？然而“一個外國學生，如果真的要學好漢語，……不學習、掌握漢字簡直是不可能的，……漢字已經成為漢語特定的組成部分，學習漢字就是學習漢語；若要學好漢語，必須得學習漢字。”（卞覺非，1999）因此要真想讓漢字好學好用，並能稱雄世界的話，就應該做好漢字規範標準的製定和推行工作。這於對內、對外的漢語教學以及糾正社會用字混亂，都是至關重要的。目前，漢字的字形、字音、字量和字序的規範標準的製定工作（簡稱“四定”），已經取得不少成果，為推行這些成果也下了很大氣力，但卻遠未到達“治治好”的地步。原因何在？筆者以為，關鍵在於沒有給予“四定”之外的字義規範和標準化的工作等以足夠的重視。因此，本文將著重談談字義規範和字義標準化的幾個問題。
1現行漢字的字義規範
1.1字義規範的標準
所謂字義規範有兩種含義：⑴是指某個語言社會中關於文字與語義對應關係的共同約定；⑵是指用該共同約定去規範人們的用字行為的活動。
作為一種共同約定，漢字的字義規範是指漢語社會中關於漢字與漢語語義的對應關係的共同約定，可以從文字和語義兩個角度來理解：
A從文字角度看，漢字的字義規範是指漢語社會中關於某個個體漢字字形所應承載的語義量的社會約定，其目標標準是“字有定義”。譬如某個字隻能承載某幾項意義，不能承載其它意義等。例如在現代漢語中，“粲”，能承載兩條義項：①“鮮明、美好”，②“露齒而笑”，適用於“粲花”、“雲輕星粲”，“粲然可見”，“粲然一笑”等詞語。“璨”，也能承載兩條義項：①“美玉”，②同“粲”①。“燦（燦）”，隻能承載一條義項：“鮮明耀眼”，可適用於“燦然”、“燦爛”、“金光燦燦”等詞語。（《現代漢語規範字典》，1994）正是承載語義任務的分工不同，奠定了每個漢字在整個漢字係統中的特有地位。
B從語義角度看，漢字的字義規範是指漢語社會中關於某一語義（詞義）或語義範疇所對應的漢字量的社會約定，即什幺意義由什幺字來承載的問題，其目標標準是“義有定字”。這種約定的不同可以通過曆時比較觀察出來，如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有不同的語義係統，因此與之對應的漢字體係也就不同。從甲骨文到現代語文常用漢字量都是三四千字，但漢字的累計數量卻越來越多，目前已經達到八九萬（《中華字海》收85568字），這說明為了與當時的語義係統相配合，每個時期都要更新自己的常用字係統及其字義規範。譬如建立現行漢字體係的過程中，在淘汰異體字、簡化繁體字的同時，也用新的字義規範代替了原有的字義規範。例如“征”與“征”的處理，正是簡化中有意分化的例子；又如“曲”字歸並為“曲”，“曲”的意義便都托付給了“曲”，而在舊書刊中“曲”與“曲”是本不相涉的。
作為一種規範活動，漢字的字義規範是指從漢字字義上規範人們的用字行為的活動，是漢字用字規範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其主要規範對象是寫別字現象。
1.2字義規範的特征
A．語言性特征：不同的語言由於其語義體係各異，即便使用同樣的文字，也往往形成不同的字義規範。如日本和韓國都曾有過全盤搬用漢字的曆史，但由於本族語與漢語語義等存在較大差別，後來都不得不另創自己的文字（日本人創造了“假名”，韓國人創造了吏讀和諺文），再後來為了彌補自創文字的不足，又都采用夾雜漢字的混合文字。現在日文夾用1945個漢字，韓文夾用1800個漢字。（孫維張，1994）但為了適應本族語的語義係統，這些漢字的意思已經與在漢語中的意思大不相同。有名的例子是：日文的“手紙”相當於漢字“信”，韓文的“獷（kuang）”相當於漢字“貓”。字義規範的這種語言性特征說明，在不同語言背景下很難實現字義規範的完全統一，在漢語人之間達到“同文同義”比較容易，而在漢語人與非漢語人之間則比較困難。
B．地域性特征：使用同一語言的人們，由於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環境中，長期處於隔絕狀態，就容易形成不同的字義規範。如漢語各方言之間、大陸與港澳台之間等，就有不盡相同的字義規範。例如：
①今時唔同往日，電影世道玩至吊鹽水狀態，觀眾話唔睇就唔睇，電影院線就發行也就隨時斬纜，不理電影好壞。這種陰幹兼幹煎的兩麵夾攻，難怪連導演張堅庭也要登一封“十萬火急的公開信”，要求嘉樂院線手下留情，繼續讓電影上映下去。
不難看出，大陸與港澳台之間在字義規範上的差別，主要表現在“同字（詞）不同義”和“同義不同字（詞）”等方麵。加強各地域間的溝通，是消除這種差別的先決條件。
C．時代性特征：就同一語言而言，不同的時代往往有不同的字義規範。如古代漢語、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等，都各有其不同的字義規範。例如：
②西門慶道：“有這等事！等咱空閑了去瞧瞧。”謝希大接過來道：“哥不信，委的生得十分顏色。”西門慶道：“昨日便在他家，前幾日卻在那裏去來？”伯爵道：“便是前日卜誌道兄弟死了，咱在他家幫著亂了幾日，發送他出門。他嫂子再三向我說，叫我拜上哥，承哥這裏送了香楮奠禮去，因他沒有寬轉地方兒，晚夕又沒甚好酒席，不好請哥坐的，甚是過不意去。”（《金瓶梅》第一回）
《金瓶梅》是近代漢語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從這段文字特別是帶下劃線的字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近代漢語與現代漢語在字義規範上的差別。時代性特征說明，我們既可以在不割斷曆史聯係的前提下，建設好當代漢語的字義規範，也可以將各種時代的字義規範進行比較，以窺探其發展演變的軌跡和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