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1日晚上7時，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宣布，英國女作家萊辛獲“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她生於1919年，主要作品有《金色筆記》《青草在歌唱》等。獲獎理由：“這個表述女性經驗的詩人，以其懷疑主義精神，火一樣的熱情和豐富的想象力，對一個分裂的文化作了詳盡細致的考察。”
1927年，魯迅在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時曾說：“諾貝爾賞金，梁啟超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我覺得中國實在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這句話包含著一名優秀作家的清醒與沉著，同時也觸痛了中國人的諾貝爾情結。
是不是每一個作家的創作都是為了諾貝爾文學獎？是不是每一個作家在創作時都抱著理想主義的信念？當然不是，隻是因為有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存在，使得人們在審視這一世紀的文學時自然而然地加了一個坐標係：橫軸是作家的生命，豎軸是理想主義，每一次創作相對應的點連成一條軌跡。我們試圖在對比中衡量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與理想主義的距離。
作品需要民族性
每一個桂冠擁有者都有一句用詞精巧、讀來經典的評語。其實，這也告訴人們，雖然一直以來諾貝爾文學獎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從閱讀中享受藝術的樂趣，但是，他們還是強調有個性的卓爾不群的作品。我們當代的作品在接受西方文學思潮的同時，也深深陷入模仿的沼澤，對語言的民族性和作品的民族性認識不夠。在評語中，我們讀到：1921年，法朗士有“真正高盧人的氣質”；1922年，馬丁內斯“繼承了西班牙戲劇卓越傳統”；1923年，葉芝“表達了整個民族的精神”；1924年，萊蒙特寫出了“民族史詩般的作品”；1926年，黛萊達“描繪了海島故鄉的生活”；1928年，溫賽特“強有力描繪了中世紀北歐生活”；1933年，蒲寧“使俄羅斯古典傳統在散文中得到繼承”；1939年，西蘭帕“對其國家農民了解深刻”……
從這些評價中，我們大家都可以深切地認識到一個作品的民族質地的重要性，這也許是目前中國文學作品中最缺乏的。
作家需要國際化
作家不走出去，不但中國作家不知道世界文學的發展，而且，世界也不會了解中國文學的發展。
泰戈爾是個演說家，在他獲獎之前，他剛好前往歐洲舉行演講。他的演講和詩作征服了葉芝等英國作家，進而推薦給瑞典文學院並被傳看；福克納在美國國內還尚未被大多數讀者所熟識前，他的重要作品幾乎都已經有了瑞典文譯本；大江健三郎在獲獎之前就和許多國際知名作家有過討論文學的書簡……你能指望瑞典文學院用抓鬮的方式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一個他們從未閱讀過其作品的作家嗎？中國外文局自成立以來一直努力把中國優秀的文學作品譯介給世界。在一份數據上，我們看到有20種現代作品、70多種當代作品的英文譯本和11種現代作品、40餘種當代作品的法文譯本。我們先不論及作家的成就，就其數量而言，這是否能足以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學呢？
此外，有幾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訪問過中國？有幾位全球知名作家來中國進行交流？有幾位瑞典文學院院士腳踏過我們中華這片東方的沃土？
中國作家需要清醒
以什麼樣的審美標準來評價和建構中國文學？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規範的文學有不同的審美標準，今天的諾貝爾文學獎對文學的評判越來越多地來自於各種不同的勢力與向度：政治的、戰爭的、民族的、哲學的及病理學的。而最易為人忽略的是從審美標準看文學，誤解與偏見掩蓋了文學的麵目。
相對於大多數國人而言，魯迅是清醒的、理性的。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卓越的偉大作家，盡管他有足夠的文學成就與許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媲美，但他卻認為自己“不配”。這是中國作家對待諾貝爾獎的一種最理性、最正確的態度。他既沒有有意輕蔑諾貝爾獎的矯情，也沒有特意抬高諾貝爾獎的心思。但清醒地麵對的同時，我們相信諾貝爾獎離我們不遠了，這信心應當來自於我們的語言。正如馬爾克斯所說：“我深深意識到，這個獎並非頒布於我個人，而是給整個拉丁美洲。”薩拉馬戈也認為，是葡萄牙語獲得了諾貝爾獎。所以，我們的作家應當在中國文學界的浮躁心態麵前冷靜下來，有信心地去為漢語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