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白居易與“新樂府運動“
中唐時代，白居易"發動"和"領導"了一次文學革新運動--"新樂府運動"。這是近30幾年來流行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和有關論著的定論。但最近有人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所謂白居易領導"新樂府運動"之說是"完全與事實相悖的"，其主要根據是：
一、傳統意見認為"新樂府運動"的領導者是白居易，參加者有元稹、李紳、張籍、王建、唐衢、劉猛、李餘等人。據此，元、李、張、王等人的新樂府詩是在受白居易的理論主張和新樂創作實踐的影響之後而進行創作的。但實際的情形恰好相反。
白居易新樂府詩的代表作是《新樂府》組詩50首和《秦中吟》10首，《新樂府》據題下自注是"元和四年"作。而在此之前，李紳早就寫過新樂府詩了。而且是李紳先寫《新題樂府》20首贈給元稹，元稹讀後即和作12首新題樂府(元稹有序記其事："予友李公垂貺予《新題樂府》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白居易有受李紳、元縝的啟發才開始創作新樂府《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也差不多同時作於元和四五年間。因為《秦中吟》序有"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雲雲。而其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雲雲。而其《傷唐衢二首》又說《秦中吟》是元和初年當諫官時寫的。詩說："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但傷民病痛，不忌時者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白居易做諫官是在元和三年到五年間。可見，《秦中吟》也作於李、元的新樂府詩之後。這樣看來，不是白居易"領導了新樂府運動"，影響了李紳、元稹，而是李紳、元稹影響、啟發了白居易。
張籍、王建的新樂府詩也不是受白居易的影響，而是早在白居易數十年前就已開始創作了。關於張籍樂府詩創作的年代，白居易於元和十年初寫過一首《讀張籍古樂府》詩："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嚐著空文。"元和十年張籍已"業文三十春"，說明張籍30年前就已創作"風雅比興"的樂府詩了。白居易在元和四年才開始創作新樂府，他怎能去"領導"和影響20幾年前就已進行創作的張籍呢?
王建與張籍同時，據考證他的新樂府詩也大都作於德宗貞時期，也早於白居易創作《新樂府》數年。
再說唐衢和鄧魴。唐衢之詩，據白居易說有"遺文僅千首"，但今皆不傳世。《新唐書·唐衢傳》也隻說他"能為歌詩，意多感發"，但很難判斷他是否創作過樂府詩。鄧魴既無詩文傳世，又無生平事跡可考，隻是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鄧魴喜愛他的詩，並未說鄧魴寫樂府詩。捕風捉影地說唐衢、鄧魴是白居易"新樂府運動"的參加者，未免武斷。至於劉猛、李餘2人，隻是元稹說過他倆寫有《古題樂府》，並未提他們寫新樂府之事。
李紳、元稹、張籍、王建的新樂府創作多在白居易之前，而唐、鄧、劉、李4人又沒有寫新樂府詩的根據，因此很難說白居易領導過什麼"新樂府運動"。他還沒有"領導"過，也不存在"運動"。
二、所謂"新樂府運動"的理論綱領，即白居易在《新樂府序》、《與元九書》、《寄唐生》、《傷唐衢二首》等詩文中提出的詩歌理論主張，實際上對中唐的新樂府創作並沒有發揮過什麼領導作用和影響。提出這些理論後，他本人也沒有再寫什麼"新樂府"了，更談不上對別人有什麼"指導作用"，更何況元稹、李紳、張籍、王建的新樂府詩都是在這些理論提出之前就早已創作出來。可見，無論從理論主張上，還是從創作實踐上看，中唐時代根本不存在什麼白居易領導的"新樂府運動"。
數十年來人們毫不置疑地認為有"新樂府運動"，也並非毫無理由。新樂府固然從初唐已興起，但至中唐才盛於詩壇。從元結、顧況，到張籍、王建、元稹和白居易，確是一脈相承。盛唐時期王維、孟浩然和高適、岑參諸人，也沒有什麼理論主張，創作時間也有先有後，而人們目之為山水詩派和邊塞詩派。同樣，人們把張、王、李、元、白稱為"新樂府詩派"或"新樂府運動"似乎也無不可。至於"領導權"應不應該歸白居易，也可以討論。比如宋代江西詩派，陳與義並沒有"領導"過這一派，卻也被後人尊為該派"一祖三宗"的"三宗"之一，至今並無異議。在中唐寫新樂府的詩人中，無疑是白居易的貢獻和影響最大，給什麼適當的"頭銜"來評價他，可以商討。
諸說並存，各不相讓，白居易是否領導過"新樂府運動"。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