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桐梓"說、"三合"說、"水城郎岱"說等等。
不過，圍繞古代典籍有限記載進行考訂的傳統方法，已經難以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幾種觀點，大都隻是沿襲明清學者的說法而已，且其中多有難以自圓之處。解放以來，貴州、雲南等地的考古發現，則為探索夜郎故地打開了新的局麵。30年來，在貴州清鎮、平壩、安順、赫章、興義等11個縣內，已發現不少漢代遺址和漢墓等。如安順縣東南寧穀公社漢墓就有百座以上。眾多的考古發現，不僅證實了"夜郎古國"的存在，而且還印證了"夜郎國"中心在貴州西部偏南地區的文獻考訂。尤其令人振奮的是，《史記》、《漢書》都提到過的"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85年已從雲南晉寧石寨山六號墓中發掘出來。我們可以期待，隨著貴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麵展開，雖然不一定能將2000年前的"夜郎王之印"和《華陽國誌》上留名的"夜郎莊王墓"發掘出來，但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古夜郎遺物、遺址重見天日，且為我們提供更多、更有說服力的有關材料。
此外，從民族學的領域切入，是解開"夜郎"古國之謎的又一突破口。因為，在夜郎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越人、濮人及少數氐羌人等，他們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貴州、雲南、四川、廣西一帶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與這些民族的先民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近年來，通過對數以百計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數民族的古歌、傳說的翻譯和研究工作的全麵展開，從而也為我們傳遞來不少有關古夜郎國情況的信息。如解放後貴州畢節地區翻譯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額》及《水西製度》、《洪水泛濫史》等等中，就有關於彝族六祖後裔約在戰國時期遷入夜郎地區的記載。
而對於與"夜郎文化"有關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廣西壯族西部文化(特別是桂西地區古代文化)的綜合、比較的研究，亦有助於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狹窄的毛病，給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觸發和啟示。因為，"夜郎文化"並不是孤立地發展起來的，它和這些比鄰地區的文化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如，1957年在貴州赫章縣可樂區輔初出土的西漢中期銅鼓上，其造型和鼓飾船紋、牛紋和羽人，就與雲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銅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區的銅鼓、廣西西林銅鼓葬使用的銅鼓，多有相似之處。
看來，要想揭開"夜郎古國"這一個饒有興趣的千古之謎，還得需要多方麵、多層次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