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凡是好官，雖有案亦當曲全
【原文】
嘉禾任令，細查是一好官，尊處奏嘉禾案，務思所以保全之。此際時事極艱，凡是好官，雖有案亦當曲全；若是劣員，則不足顧惜耳。
【譯文】
嘉禾的任縣令，仔細調查後發現是一個好官。您上奏查辦有關嘉禾失守的案件時，一定要設法保全他。眼下形勢非常艱難，凡是好官員，雖有罪案對他們也應該設法保全；如果是壞官員，就不值得顧惜了。
(三)保舉人才，不宜眼界狹隘
【原文】
總攬大綱之人，擬請伯符、蓮舫、筱泉三人。筱泉精細圓適，其從國藩也極久，其為國藩謀也極忠，往年餘擬專摺保之。曾為羅忠節兩次言之，忠節亦極力讚成。厥後因循不果行。國藩之保舉稍吝，不過局度較隘。至於次青、筱泉之不得優保，畢金科之不成功名，則國藩實有蔽賢之谘。中夜以思，如何可贖?今畢金科則長已矣!次青、筱泉二人，萬乞閣下大力設法優保，或留鄂補用。以私言之，則國藩內有補於歉衷，外有益於報銷；以公言之，則二子存心愛民，必不裨於吏法，必有讚於高深。務乞留意承允。
【譯文】
負責全局工作的人，我打算請伯符、蓮舫、筱泉三人出任。筱泉辦事精細靈活。他在跟隨我的時間上可謂長久，他在為我謀劃上可謂忠誠，前些年我曾專門寫了一份奏折保舉他，另向羅澤南兩次提到他，澤南也極力讚成。奏折遞交後，有關部門硬要按成規卡他，未能如願以償。我在保舉人才上稍嫌吝嗇，不過是眼界較為狹隘罷了。至於說到次青、筱泉未能從優保舉，畢金科未能成就功名，這就實實在在是我有遮蔽賢才的罪責了。夜半自思，如何才可以彌補我的這一罪過呢?如今畢金科已經離世，追悔莫及。次青、筱泉二位人才，萬望您大力設法向朝廷從優保舉，或者在湖北為他們謀一職位留用。從個人感情方麵而言，這樣方可使我既在內心上補償歉疚之意，又對他們做了些有益前途發展的事；從國家利益方麵，這兩個人確有愛民之心，必定能為地方管理做出成績，必定能為國家的長遠發展提出計策。懇請您留意此事，答應此事。
解說與評述
(一)治政、治軍全係於用人
曾國藩十分重視人才問題。他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並說：善於審視國運的人，"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觀察軍事也應如此。他將人才問題提到了關係國家興衰的高度，把選拔、培養人才作為挽救晚清王朝統治危機的重要措施。
曾國藩認為，導致晚清社會危機的原因主要在於吏治的敗壞，而吏治的敗壞又是由於人才的缺乏。鹹豐元年(1851年)他在給友人胡大任的信中說："二千裏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嚐不是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複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已非一朝一夕。"太平天國起義後，曾國藩把治軍與吏治並重，說："細察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因此，曾國藩在戰爭期間每控製一個地區就治理一個地區，整頓吏治，恢複地方政權，力求把它建設成籌餉基地。鹹豐十年(1860年)，他在給左宗棠的信中，希望左能夠選擇賢才，一同前來，"安危得失均係於此。"他還舉例說，湖北省城三次克複後，地方凋敝，與今日安慶相同，但因胡林翼羅致人才，多方培養，不數年間吏治漸振。
麵對內憂外患，曾國藩說："非得忍辱負重之器數十人，恐難挽回時局也。"而這些人才從何處得來呢?他認為，"世人聰明才力，不甚相懸，此暗則彼明，此長則彼短，在用人者審量其宜而已。山不能為大匠別生奇木，天亦不能為賢主更出異人"，而"大約上等賢哲當以天緣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所以，人才之有無全靠當權者之發現、培養及使用得當。
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以後，其勢如暴風驟雨，摧枯拉朽，席卷東南。對此，曾國藩無比感慨地說："無兵不足深慮，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時即使得到，又倔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或遭遇挫折、或離職而去、或抑鬱而死。而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權重，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歎者也。"麵對嚴重的社會危機，曾國藩呼籲封建地主階級重視人才問題。他一再對胡林翼說："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我們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吾輩所慎之又慎者，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處。""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在晚清，人才似乎奇缺，龔自珍曾仰天長嘯："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國藩也曾感慨，國中無人，他認為中國若想不與外國列強講和，就得有四五個得力的大將軍，他數來數去怎麼也數不出來。正因為如此，他才對人才傾注了那麼多的心血，他物色和栽培人才，選拔和推薦人才，隻要這個人確有所長，哪怕他給曾國藩的印象並不好，甚至與他心存隔閡，他都是不憚任用和舉薦的。曾國藩具有世間所罕見的發現人才的特殊價值的本領，大至總督，小至營哨，曾國藩舉薦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計數，可以說，發現人才的本領，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的首要本領，其價值往往超過了所發現的人才的價值。《韓詩外傳》說："薦賢賢於賢。"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曾國藩把舉薦英才作為合格的政治家必備的兩個條件之一來看待。他三番五次說道："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並謂"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曉事即為小人。"言可適用於負政治上的最高責任者，亦可適用於負軍事上的最高責任者。曾國藩之所善於選將與將將，知人曉事而已矣。蔡鍔所輯之《曾胡治兵語錄》，於曾國藩知人曉事之說，甚表讚同。其言曰：
文正公謂居高位以知人曉事為職，且以能知人曉事與否，判別其為君子為小人，雖屬有感而發，持論至為正當，並非憤激之說。用人之當否，視乎知人之明昧；辦事之才不才，視乎曉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則不能用人，不曉事則何能辦事?君子小人之別，以能否利人濟物為斷。苟所用之人，不能稱職，所辦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貽誤大局，縱曰其心無他，究難為之寬恕也。
曾國藩在《應詔陳言疏》中把人才的缺乏看做是吏治腐敗的重要原因，他在《複龍翰臣書》中痛切地指出：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袂而養八步，倡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目擊此等風俗，蓋已痛恨次骨；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行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麵，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麵完全，中已潰爛，奏章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振作有為，將來一遇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國藩將治政、治軍、治餉等等全係於用人。關於治政，他說："人存而後政舉。方今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所須引用正人"。關於治軍，他指出："選將之道，誠為至要""法待人而舉。苟非其人，雖則前賢良法或易啟弊端"。在辦厘金問題上，曾國藩指示部下："廣求人才，參錯布置，庶期改觀"。總之，在各方麵，曾國藩都把人才問題擺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視為維護封建統治成敗的關鍵。
正因如此，曾國藩從進京開始，注意搜羅人才，以為將來之用。京都為人物淵藪，十多年的京官生活，使他得到不少人才和觀察人才的經驗。
曾國藩十分注意聯絡誌向相投的友人和同鄉，這一時期在學術觀點和思想感情方麵比較接近的人，主要有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以及李鴻章等。
江忠源，字氓樵，湖南新寧舉人，大挑二等。在北京時，郭嵩燾介紹他往見曾國藩。江忠源以"任俠自喜，不事繩檢"著稱。曾國藩初時隻是和他談些市井瑣屑的事情，酣笑移時，江忠源辭出，曾國藩目送之，回頭向郭嵩燾說："京師求如此人才不可得。"即而又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承平日久，聞者都很驚疑。從此二人交誼甚好。
有一天，江忠源告訴曾國藩說："新寧有青蓮教徒，天下將大亂了。"過了二年，江忠源又到北京，曾國藩問他："你說教徒要肇亂，為什麼現在沒有動作呢?"江忠源就說："我在家的時候，曾經把親友丁壯都組織起來了，一旦有事，可以防禦"。道光二十六年(1846)，青蓮教首領雷再浩果然聚眾起事，江忠源率領鄉人一戰就把他撲滅了，因功授知縣，擢發浙江。
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忠源方在秀水縣任上，天地會黨人李沅發又在新寧舉事，曾國藩寫信去勸他棄官保家。但不久李沅發竄往廣西境內活動，成了太平軍起義的前驅者。
鹹豐帝即位，曾國藩應詔保舉賢才，江忠源為其中之一，上疏說他："忠義耿耿，愛民如子。"可見江忠源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了。江忠源在被舉引見後，丁憂回籍。不久，太平軍攻桂林，賽尚阿奉命督師往剿，奏調江忠源赴營差委。他募集士兵五百人，稱為"楚勇"，在桂林打了一次勝仗。但賽尚阿不能采用他的戰略，他就告病回家了。第二年，太平軍由永安潰圍，又攻桂林，他增募一千人赴援，又打了幾次勝仗。太平軍圍攻長沙後，他從郴州往援，逼營督戰，城得保全，太平軍引而北去。這時他的楚勇已增到二千人，在長沙是很得力的隊伍。他們不僅靖衛鄉裏，而且出援鄰省，成為湘軍的先導。
(二)知人難，推舉賢才亦難
知人難，推舉賢才也難。因為有賢才的人，在他未成才時，不為人所知，或知之的少，知者如無名無權也推薦不了；如果已鋒芒畢露，才華超人，會被嫉賢妒才者所忌，不僅不肯推薦，甚至加以誹謗，誠恐其超過自己，或代己之位，而彼尊貴，自己則卑賤。而有的雖知賢也不願推薦，這種人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推薦的人如出事累及自己。故世上雖有奇才，願推薦的少。
因此，薦賢者不僅要有知人之明，還要有薦賢之量，不嫉賢妒才，有為國家薦賢的至公之心，所以說，能薦賢才的，其本人就是賢才。曆史事實說明：正因有推薦賢才的賢才，才能出現不少聞名於世的大才，這些大才也與推薦他們的賢才的大名共同垂譽於史冊。
秦穆公能起用百裏奚以稱霸，並非穆公直接賞識他，而是由公孫枝的推薦。如果沒有公孫枝的推薦，百裏奚這個大才將會埋沒，將在楚國當奴隸了其一生，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公孫枝讓位推薦百裏奚的故事見《呂氏春秋·慎人》。
百裏奚在他未遇時，過著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活：晉打敗虞國，他這個虞國大夫當了俘虜，後又被晉國將他當陪嫁臣送到秦國在秦國喂牛；他逃亡被楚人抓住，被人用五張羊皮買了當奴隸。秦國大臣公孫枝聽到了這個消息，他知道百裏奚是個人才，建議秦穆公以五張羊皮將他贖回，讓他擔任自己的大臣職位。穆公說："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為天下笑乎?"公孫枝答道："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穆公聽之，便派人將百裏奚贖回。
可見，秦穆公開始是反對起用百裏奚，因為百裏奚是楚人的奴隸，用奴隸為大臣，將會鬧笑話。可是，公孫枝情願讓自己的大臣職位給百裏奚，這非忠於國家的人是做不到的。在公孫枝的力薦下，秦穆公終於同意用百裏奚。當然，秦穆公能同意用奴隸百裏奚為大臣，也是明主才能做的事。正如公孫枝所說，信任賢臣，哪會鬧笑話。後來的事實，確是如此!
每個時代都有百裏奚這樣的賢臣，問題是否有公孫枝這樣忠於國家的人肯讓位推薦，和秦穆公這樣的明於用人的人用之罷了。
《宋史·程元鳳傳》記載：宋度宗時，程元鳳任少保、觀文殿大學士，他薦舉人才，不徇私情。有世交之子來求升官，元鳳謝絕，其人累次來請求，言及先世之情，元鳳說："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可是，有人嚐被元鳳彈劾，後見他改過，而其才可用，便推薦之，元鳳說："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盡其力也。"
元鳳選拔人才是堅持原則的，不應提升的，即使是有恩於己的人的兒子，也不提升，正如他所說不能"以國家官爵報私恩"。而對曾被他彈劾的人，因其改過而才可用，就推薦提升，正如他所說："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盡其力也。"細味元鳳言行，值得借鑒的有三：一、推薦和使用官吏，元鳳都是出於為國的公心，不存在任何私人的成見。二、彈劾人是為保護人才，是不使其人走上邪道，使其回到正路，促其成才。三、辯證地看人。對官吏有錯誤則彈劾，不使其有害於國家；改正了錯誤，其才可用，則擢升，使為國盡其才能。元鳳如此為國保護推薦人才，隻有大公無私的人才能做到。
要知人，心要至公。至公，則內不受感情的影響，外不受他人所幹擾，如此則心平而正，量人則準。
人不受感情的影響，並非易事。人之所以成為萬物之靈，有豐富的感情是其特征之一。感情之於人，對私事是好事，因在家庭裏、朋友間需要感情，有感情就有人情味；但感情如影響到公事，就會起反作用，如感情用事就會用人唯親，古代不少英雄的事業遭到失敗，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鑒於此，英明之主以天下為己任，以事業為第一，隻要有利於天下和事業，雖仇也用；反之，雖親不用，故能知人得人而得天下。
掌握選擇人才之權者，受到他人的幹擾是不可避免的，如來自上麵的壓力和下麵的利誘等等，屈服於此，則不能公正選拔人才，必然會使真正的人才遺漏，而使無能之輩、投機取巧者濫竽充數。如果能不怕壓力，不受利誘，大公無私地選拔人才，則不會使傑出的人才望洋浩歎。
《資治通鑒·唐紀》中指出："舉賢為國，非為私人也。"舉賢本身就是為國的公事，而不是個人的事，當然應該出以公心。
隻有出以公心，才能唯賢是舉。武則天曾說："奉公舉賢，則不避讎。"即出以公心，就可以做到即使對自己的仇人，隻要有才能，也同樣給以舉薦。元朝的張養浩進一步寫道："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舉天下之賢。"他認為隻有以天下為公的寬廣胸懷，才能舉薦普天下的賢能。明朝張居正提出"公詮選"，就是選用人才要公正。他認為舉薦者如雜以私念，持以偏見，就不能發現人才。
以公心舉賢，在中國曆史上並不少見。春秋時期晉國大夫祁黃羊為國舉賢，外不避仇，內不避親，成為傳世佳話。據《呂氏春秋·去私》記載，"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應該指出，祁黃羊的"內不避親"與"任人唯親"是有本質區別的。兩者的分界正是為"公"還是為"私"，故此，不可將兩者等同。
春秋時期鮑叔牙為齊桓公選拔管仲，也是完全出於公心，撇開了個人的私利。齊桓公回國即位後，欲拜鮑叔牙為上卿，任以國政。而鮑叔牙有自知之明，說自己隻是小心謹慎，循禮守法而已，"非治國家之才"。並且列舉自己在五個方麵不如管仲："寬柔惠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製禮義可施於四方，弗若也；執木包鼓立於軍門，使百姓敢戰無退，弗若也。"(《東周列國誌》)管仲病重時，齊桓公曾詢問，在管仲之後將委政於何人，並表示想任用鮑叔牙。管仲認為："鮑叔牙，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因為鮑叔牙善惡過於分明，隻能親近品行端正的人，深痛惡絕那些善於逢迎的小人。他見到別人有一點過錯，終身不忘，這是他的短處。後來易牙將此事告知鮑叔牙，意欲挑撥他們的關係。鮑叔牙笑著說："我當初推薦仲父為相，是因為他是賢相之才，並不是為了朋友之間的私人交情。我當司寇驅逐奸佞小人還是有餘力的，而擔起整個國家的重擔則是難以勝任的。"由此可見，不論鮑叔牙或管仲在選拔人才上都拋開了個人私情。隻有這樣才能為國家推舉真正的賢者。
讓位薦賢，也是人們之所難的事。追求高位以取富貴，為有進取心的人們所向往，而有些人卻讓出高位以薦賢，這非大賢人不能如此。沒有公孫枝願意讓其大臣職位以薦賢，有大才而不幸在楚為奴隸的百裏奚就不能為秦穆公所重用，秦穆公也不能稱霸於天下；曾射齊桓公而為階下囚的管仲，由於鮑叔牙知其能輔佐齊桓公成霸業，便極力推薦並讓相位。
《遜誌齋集·牖》中曰："大其牖，無光入；公其心，萬善出。"他以屋子的窗戶大，家裏就明亮，來比喻人有一顆公正無私的心，一切行為都是美好的。識人貴在公心。
這種類型的人具有獻身精神。他們以保護、關心他人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樂於投身於社會之中，交往於人際之間。以為別人提供服務為最大樂趣。他們是一批溫和、善良、不自私、寬宏大度的人。
我國古代著名哲學家孟子在《孟子·盡心上》中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在窮困不得意的時候，隻修養自身；在通達得意的時候，便施惠於天下的百姓。這裏窮是指窮困沒有出路，達是指通達有地位。
我國宋代學者胡宏在《胡子知言·紛華》中也對這種類型的人進行過描述，他說："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對個人有利的事情不要謀求，而應當謀求對天下有利的事情；在一時有利的事情不要謀求，而應當謀求造福千秋萬代的事情。意謂人應當胸懷天下，胸懷未來。
拔賢才於仇虜中，即重用反對過自己的有才之士。正確對待曾經反對過自己而又反對錯的有才之士是選拔人才中需要十分注意的一條原則。在中國曆史上不少建霸業、成帝業的君主不僅注意廣泛搜羅人才，而且特別注意拔賢才於仇虜之中，即善於爭取敵人營壘中的傑出人才，甚至把他們提拔到重要崗位上來，成為自己的左右手。
齊桓公用管仲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證。公元前686年，齊國內亂，原來逃亡在魯國的大公子糾和逃亡在莒國的公子小白都兼程奔回齊國爭奪王位。管仲是公子糾的師傅，他認為公子小白在莒國，離齊國近，一旦搶先入齊，就將占據王位。管仲親自率領一支精兵日夜兼程追趕公子小白。趕上後，管仲用言語阻攔不成，便暗地裏挽弓搭箭，瞄準小白，一箭射去，但隻射中小白的衣帶鉤。小白為了瞞過管仲，咬破舌頭，噴血裝死，待管仲遠離後，急抄小路快速行進，終於先入城即位，為齊桓公。齊桓公對這件事曾戚戚於心，想殺管仲以報舊仇，但在鮑叔牙的勸說下，終於捐棄私忿，選擇吉日親自把管仲迎進王宮，賜座求教，並拜為相國。齊桓公不記一箭之仇，知賢善任，在曆史上一直傳為佳話。
武則天對於反對自己的人，隻要有才華，也是十分愛惜的。公元684年，武則天廢中宗李顯，立幼子李旦，實際上掌握了大權，引起了大臣們的不滿和反對。徐敬業糾集駱賓王、唐之奇等人在揚州起兵討伐武則天，駱賓王起草了《為徐敬業討武明空檄》。檄文中列舉了武則天的種種不端行為，說她出身微賤，性非善良，"虺蜴為心，豺狼成性"；罵她"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最後寫道："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武則天閱後，連聲誇讚文章寫得不錯，雄偉而有氣勢，並問是誰寫的。左右人回答說是駱賓王，武則天十分惋惜地說："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並且下令找到駱賓王。後來徐敬業兵敗，駱賓王下落不明。武則天雖然沒有得到駱賓王，卻充分反映出武則天的寬廣胸懷與愛才之心。
在所有的用人戰術原則中，容短護短原則，是最令人感興趣的，也是最難掌握分寸的。對於許多脾性古板的領導者來說，讓他容忍下屬的短處，已經夠寬宏大量的，如今還要進一步袒護下屬的短處，這不是有點"過份"了嗎?!再說，真理和錯誤往往隻一步之遙，在用人實踐中，又怎能保證容短護短不出一點偏差呢。
所謂容短護短原則，就是指在用人行為中，領導者應該根據領導管理活動的需要，在用人"伸縮度"允許的範圍內，寬厚地容忍下屬的短處，甚至適當"偏袒"下屬的過失。從字義上就能看出，我們主張的"容短護短"，不是無原則的，而是受一定的條件製約的。
按照傳統的用人理論，領導者對下屬的短處，應該熱情幫助，耐心教育，甚至輔以必要的嚴厲批評......這一切，無疑都是對的。從理論上說，每個人的短處，都是能夠改正和克服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遇到的情況，就和書本上闡述的有點不一樣了。許多有經驗的領導者都認為，下屬的短處(弱點)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作者在長期從事組織人事工作中，曾經翻閱了上千份地、縣級領導幹部和各類科技幹部的檔案，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紀錄"中，發現一個十分有趣的人才現象，即：幾乎97%以上的各類幹部，在青年時代就已經形成的短處(弱點)，直到中年，甚至老年，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再剖析一下古今中外的名人，他們在晚年時候得到世人公認的一些短處和不足，大多也可以從他們年輕時代的活動中找到"根源"。為此，國外不少管理學家都認為，人的短處和不足，唯有在特定的內外在條件下才可能徹底改變。在通常情況下，隻能暫時"收斂"一下，美國管理學家杜拉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書中曾經說過："須知任何人均必有甚多弱點，而弱點幾乎是不可能改變的。"對於這一結論，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麵予以進一步的理解。
首先，任何的短處和不足，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形成的。它的形成，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它的消失，同樣也有一個逐漸減弱的過程。無論是形成還是消失，都需要一定的內外在條件的刺激。這種動態發展變化，通常都是通過漸變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突變的方式來進行的。作者所說的"很難改變"，杜拉克所說的"幾乎是不可能改變的"，都不是否認事物的可變性(可塑性)，更不是指人的短處(弱點)是靜止不變的，而是說，任何事物的個性特點，都會在動態變化之中，保持相對的穩定性。正因為具有這些相對穩定的個性特點(包括短處和不足)每個人才稱得上有別於其他人的"這一個"。在許多情況下，"變"是十分微弱的，用肉眼很難察覺得；而"不變"卻是十分明顯的，一眼就能看出來的。張飛的粗心、暴躁、嗜酒等缺點，盡管在諸葛亮的啟發、幫助下，一度有所克服，但始終未能徹底消除，最後，他終於被這些缺點葬送了性命。因此，我們在探究人的短處和不足時，首先應該肯定它的可塑性，承認它經常處於動態變化之中，其次才能進一步探討它的相對穩定性。這一點，是我們正確對待人的短處和不足的認識基礎和首要前提。
其次，為什麼一個人的短處和不足，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呢?這是因為：在漫長的形成過程中，人的短處和不足，已經被無形中注入了一種惰性，並且形成了一種頑固的思維定勢和行為定勢。這些惰性和定勢，反過來又促使人的短處和不足，作為一種個性特色，強有力地吸附在他的本質屬性上，成為很難剝離的一種素質成分。因此，當我們發現某個年過二十(甚至更年青)的青年人存有某些缺點和短處時，作為領導者，馬上就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要想改變和克服他的缺點和短處，決非一朝一夕能夠辦到。
再次，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在沒有足夠的內外在條件的刺激下，很可能終身積習難改。麵對這一現實，作為領導者，應該采取怎樣的用人對策呢?結論再清楚不過：除了對極少數下屬，領導者有條件也有精力進行重點幫助外，對絕大多數下屬，領導者似應將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設法使他們的積習不起作用上，而不是徒勞地用於改變這些積習上。唯有這樣才是最經濟最有效的用人方法。
總之，現代用人理論，從客觀實際出發，充分正視人的短處的相對穩定性，主張通過充分發揮下屬的長處，同時適當容忍甚至"袒護"下屬的短處，來極大地激發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樣做，當然不是絕對放棄對下屬的熱情幫助、耐心教育和必要的嚴厲批評，而是竭力掙脫傳統的思維定勢和行為定勢的束縛，尋求更加靈活巧妙的用人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