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廣納人才知人善任
攬盡天下英才
曾國藩求賢若渴，在這方麵，他是頗下了一番功夫的。王定安記述說："國藩專務以忠誠感召人心，每鄉裏士來謁，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斟酌施行；即不可用，亦不詰責；有異等者，雖卑賤，與之抗禮。"他禮賢下士，頗有周公吐握之風。《舊聞隨筆》記述道："鹹豐以來，統兵大員惟公平生來未嚐台坐。其每見僚屬必台坐者，勝保也。台坐者，舊製，大員見小吏，居中設獨座而坐，謁者立於旁也。"曾國藩向友人描述自己在鹹豐三年的心情說："我曾經說過要謀求智勇雙全，文武兼備的人才，幾個月以來，我在夢裏祈求他們的到來，燒香祈求他們的到來，沒有片刻敢有所忘懷。"及至鹹豐十年，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事業"大有發展，人才尤為亟需。他給友人寫信說："國藩當疲憊之餘，忽膺艱巨之任，大懼隕越，貽友朋羞。惟廣求名將，以禦寇氛；廣求循吏，以蘇民困。得一分則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則地方漸受十分百分之福。"同治四年，他走上攻撚前線，榜列《剿撚告示四條》，其中一條便是"詢訪英賢"。他指出："方今兵革不息，豈無奇才崛起?無人禮之，則棄於草澤饑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之，則足為國家於城心腹之用。"他號召："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酌察錄用；即不收用者，亦必優給途費。"曾國藩求才，可說是"一以貫之"的。為此，他"料理官車，摘電備查"，或"圈點京報"，獲取信息。他常寫人才聞見日記，將所見所聞，分為"聞可"、"聞否"、"見可"三類。他的《無慢室日記》中，專設"記人"一項，記錄了大批被推薦的人名，並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他還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認為求才應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及其餘"。因此，他多次致書李恒、李瀚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諸弟，論述得人之道，要求他們隨處留心，"博采廣詢"，"兼進並收"。他還囑咐弟弟要"求人自輔，時時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
在廣攬人才的同時，曾國藩強調分辨良莠。他對曾國荃說："弟常常以求才為急，但無才之人，即使是至親密友，也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與之共事。"當時，親朋戚友、鄰裏鄉黨來曾氏營中求職者甚多，曾國藩唯恐曾國荃懷"廣廈萬間"之誌而濫收濫用，規勸他說：善於預見國運的人，看到該國賢良俊傑在位，就知道它一定會興盛起來，看到辦事拖拉，冗員比比皆是，就明白它將要被取代。善於預見軍隊的人也是這樣。他對方存之說："搜求人才，采納眾議，鄙人亦頗留心。惟於廣為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偽，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皂，而賢者反掉頭去矣。"他說李元度"過人之處極多"，"而短處則患在無知人之明"，"於位卑職小、出己之下者，則一概援'善善從長'之義，無複覺有奸邪情偽。凡有請托，無不曲從"。
既廣求人才，又不博收雜進，分辨真偽，考察賢劣，這就決定於對選擇人才的標準的認識。曾國藩主張德才兼備，但更強調人的德行。他在筆記《才德》中寫道："我認為德與才不可偏重。......有德而無才，則近於愚人，有才而無德，則近於小人。"接著他強調說："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基於對德與才的關係、德才孰重孰輕的這種認識，曾國藩要求"在純樸之中選擇人才"，認為"觀人之道，以樸實廉潔為本(質)"。他指出："以其質而更傅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他對那些"心竅多"，以大言取寵，巧語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惡痛絕。他聲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談兵者，鄙人不樂與之盡言。"他勸誡紳士說："好談兵事者，其閱曆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故他特別強調禁大言而務實。
在確定選擇的標準時，曾國藩把人才分為兩類：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他表示："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什麼是"官氣、鄉氣"?他解釋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妨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如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無疑，有官氣或鄉氣的人都有明顯的缺點。但是二者比較起來，曾國藩更厭惡那些愛擺官架子、應酬圓通，卻奄奄無氣、從不實幹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因此，他提倡選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即"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明白而樸實"的人，"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的人。
關於為官"四到"，曾國藩本人有個解釋："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裏，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短長，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眾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心叮嚀是也。"這裏當然僅是舉例以說明。能真正做到"四到"的人，必須是"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的人，他們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實踐中克服某些弱點，漸成大器。總之，曾國藩選人、用人的標準主要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這種德行操守刊在腳印上，踐履到實處。
當然，曾國藩不是不注重才識，相反，他是很注意才識的。他勸勉曾國荃說：因"恐將膺封疆重寄"，"學識宜廣，操行宜嚴"。他對"帶勇之人"提出四個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這四條，都是指的才識。而才識二者之間，曾國藩認為，"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至於他平日誇獎部屬的才識的言論，更比比皆是。例如，對被他參劾了兩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給曾國荃寫信說："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二則少表餘之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又如，對與自己常鬧別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於鹹豐十年四月上奏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朝廷簡用。清廷果於同年五月著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第二年四月，曾國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清廷又果如所請。曾國藩在選用人才上的大度，由此可見一斑。
但是經過多年的曲曲折折，曾國藩有時也不免有幾番感慨：在用人這一點上，實為萬事的根本。德才二項要取其一已屬很難。而要二者兼備，則極為少見。但這並未動搖他對德才兼備，更重德操的人才標準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文，檢討說："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餘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這是他晚年對自己踐履德才兼備標準的一個深刻的反思。
發現和羅致人才，隻是解決人才問題的一個開端。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人才。曾國藩的原則是，"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采訪宜多，委用宜慎"。用人上的"廣"與"慎"，是互為條件，互相影響的。廣則人才多，人才多則有比較和選擇的餘地，才有可能慎用；廣而不慎，必會魚龍混雜、濫竽充數。慎則使用得當，使用得當則有利於事業，也有利於發揮人的積極性，形成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局麵；慎而不廣，必會人才匱乏，或窒息人才，同樣是事業的大患。
曾國藩重視人才，對於發現、造就人才的方法，他概括為八個字。他說："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廣收"，指廣泛訪求、網羅人才。這是延攬人才之道。
曾國藩反對以出身、資曆衡量人，"凡有一技一長者，......斷不可輕視"。他說衡人"不宜複以資地限之。衛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貴主。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條例困倔奇男子乎!"曾國藩認為，當今不是沒有人才，而是隻待人們搜羅、發現而已。人才"無人禮之，則棄於草野饑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之，則足為國家幹城腹心之用"。為此，曾國藩認為不能因求全責備而埋沒人才。他說：衡量人才隻求有一可取之處便足矣，不可因其一點小缺點就對其不加重用。如果過於苛求，那麼平庸的人反而能得重用。曾國藩本人對於人才的延攬正是不拘一格的。薛福成說他"在籍辦員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嶽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並說李世忠、陳國瑞在湘軍將領中以"桀貪驁詐"聞名，曾國藩對他們仍予以諷勉，"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輕率棄絕"。
曾國藩說："求人之道，必須像白圭經營買賣那樣，像鷹獵取食品那樣，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白圭，戰國時周人，以善於經營、賤買貴賣著名。他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如同猛禽獵取食物一樣迅速。自稱："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任法。"他的這一套生財之術引起當時天下商人的效法。曾國藩主張求才要像白圭經營買賣一樣，一旦看準，就要像鷹隼獵取食物一樣迅速，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曾國藩平日注意對僚屬的才能的觀察了解，並善於從中發現人才。他的《無慢室日記》列有"記人"一類，其中開列的名單中，有的為官員所推薦，有的為該員師友所推薦，也有毛遂自薦的。均附有曾國藩親身察訪所得的記錄。
尤為可貴的是，曾國藩無論是辦團練之初，還是人困兵危的"未發跡"之時，甚至在身兼封圻的顯達之後，都始終把網羅人才作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義。在辦團練的時候，他時時諜府縣，托朋友，"招致賢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皆為曾公可與言事。而國藩"逢鄉裏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幼與之抗禮，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中興人才，皆出其門"。
曾國藩困頓祁門時，李鴻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離開。幕府僅有程尚齋(桓生，字尚齋)等幾人，奄奄無生氣。麵對越來越冷落的"門庭"，曾國藩困窘不堪。一天，對其中一人說："死在一堆何如?"眾幕僚默不作答悄悄將行李放在舟中，為逃避作準備。曾國藩一日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想暫歸者，支付三月薪水，等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幕僚聽到這段話，大受感動，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之後，百事叢集，愈感人才之匱乏，而對人才的聚集、培養、選拔、使用問題亦愈加急切。他經常與人討論人才問題，虛心體察自己在用人問題上的缺失。當他發現自己不如胡林翼對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願投胡林翼處而不願跟他做事時，立即改弦更張，翻然悔過，與之展開一場廣攬人才的競爭。
每到一地，曾國藩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都曾這樣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求得的。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以布告遠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在中州亦為傳人所萃。""我一向對中州這地方了解很多，求賢若渴。如果懷有奇謀妙計，或有過人的技術，均可來軍營中自行呈示，酌情將予以錄用。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並進入幕府，成為曾國藩進行洋務的得力助手。在直隸總督任內，為廣加延訪，以改當地士風，曾國藩除專擬《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廣為散布外，還將人才"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即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幕僚推薦的。為了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時言行不慎或處事不當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國藩力克用人唯親之弊。同時，自強自礪，"刻刻自惕"，"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借此微誠，少補於拙。"從其一生的實踐看，他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曾國藩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見，求才之誠，罕有其匹，事實證明其招攬與聚集人才的方法是正確的和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