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精雕細琢千錘百煉
玉不琢不成器
天才是從來沒有的。曾國藩也說："天下沒有現成之木，也沒有天生的遠見卓識。"但人與人比較起來，有些人可能聰敏多一些，領悟快一些。然而，不管魯鈍或穎慧，教育與培養，始終是一個人成長的重要外部因素。曾國藩很重視這一點，提出了"勤教"的方針。他針對當時官場的狀況，感慨地說："以若幹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
曾國藩特別注重社會風氣對人才成長的影響。這點，他稱為"轉移之道"。他在《應詔陳言疏》中說："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為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就是說，矯正時俗，使社會風氣歸於純樸敦厚，是培養人才的重要條件。他接著說："欲使有用人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孟子說："所好，不一定是嗜好，上麵有了某種嗜好，下麵的人就一定有超過的。"曾國藩說的轉移之道，正是孟子這一思想的繼承。他的理想是，在全國，皇帝要以身作則；在地方，則靠州牧以身作則，"凡一命以上，皆有責焉者也。"他指出，在一個地方，"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士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荀子·正論》說："上公正則下易直。"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不歪下梁正。"曾國藩說的社會風氣推本於在上者之身與心，正是這個意思。所以，他主張"督撫之道，即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即與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之意。其廣谘忠益，以身作則，即'取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為之不厭'也。"曾國藩在這方麵是身體力行的，薛福成稱他"有師長課督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
曾國藩還極力提倡引用正人，以蔚為風氣。他曾跟摯友胡林翼商議說："侍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時風氣，則侍與公所藉以圖報國者也。"他懷著報效朝廷的熱忱，憑著理學家注重修身的性格特征，不但兢兢業業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而且以"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為己任。他津津有味地說起"君子有三樂"，其中一樂是"宏獎人才，誘人日進"。他深信領導的倡導與以身作則，必會大有成效。他相信："練總得一好人，則練長、練丁皆成好人矣!"因此，他認為，"因此形勢能朝著好的方向轉變，終究要依靠一兩個賢才。雖然賢人逝去，消失在沙野之中，但後人也將為之和應，上天也將為之呼鳴。"
確實，社會風氣影響一代人的成長；領導者的為人，也影響社會風氣的優劣。但是曾國藩把"一二人"的力量作了無限的誇大，認為"一二人"可以維係千鈞，這卻漸入於唯心主義之彀。一方麵，社會風尚影響人才的脫穎而出，另一方麵，人才的被重視和利用，又影響社會風尚的轉化。他認為，"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紳士"，應該用一方的賢人，來教化一方的草民。隻要芳草茂盛，那雜草自然沒有生長的空間；鳳凰存在此地，那些野鳥用不著去追趕就會逃跑而去。形成這種良性循環，關鍵是當政者，而促進這種良性循環，則決定於全社會是否都有這種責任心。
曾國藩把培養人才的方法歸納為四項："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他認為，六部的"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言責懲，則畏而改過"。這是指的上司對下屬，其餘師長之於生員，父母之於子女，等等，也莫不如此。教誨和甄別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用，為了保舉和超擢。所以培養人才的四個方法，是一個整體，有著前後的連續性和循環作用的過程。
曾國藩還認為，人才的成長，既與行政領導者的培養有關，也與士人學習空氣有密切關聯。"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誌，和者不可擅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彙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這點，不僅一般地說明了教師的作用，同時也說明了注重教育內容和言教身教的重大意義。
仿"君子"之行，習"君子"之說，然後就可以成為"君子"，這是人們自我培養之道；也說明為人師表者必須以"君子"之道嚴格要求自己、身教勝過言教。
士風的好壞，表現在許多方麵，而重要標誌則是士人的誌向與意趣。誌向遠大、意趣高尚者與誌向低下、意趣猥瑣者，其發展前途截然有別。曾國藩說："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視，而日趨汙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他教誨弟弟和子侄，告誡部屬，多從培養他們的誌向與意趣入手，淳淳不息。這為他的"勤教"方針增添了更多的光環。
"勤教"又須與"嚴繩"相輔相成。教而不管，效若不教；管而不教，雖管無效。曾國藩有時把"嚴繩"改說為"督責"。他解釋說："督責者，商鞅立本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商鞅立本為法，有禁必止。隻有這樣，才能使人們"循循於規矩之中"。他認為人大體上有兩類：高明的人喜歡照顧麵子，不甘居於人後。如果表揚他說他忠誠，那麼他就更加效忠，讚許他清廉，他就會更加清廉。卑瑣的人本無大誌，隻會斤斤計較。如果嚴加管教他，那他就畏懼。對他管教鬆懈一點，那麼他就越來越放肆。所以須區別不同對象，不同對待，或者以勉勵為主，或者多加防範；方法是，"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這是一門絕妙的領導藝術。
曾國藩即能"自立準繩，自為守之"，所以他對下屬的"嚴繩"頗有鎮懾力和說服力。他強調人才"皆由勉強磨煉而出"，強調《中庸》所說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和實踐出真知的過程，他指派幕僚擔任方麵軍的指揮者以前，大多先派他們在營務處等直屬單位磨煉一番。他不但對才能的形成強調磨煉，對品德的形成更強調磨煉。他常以"恒守'清慎誠戒'四字"要求幕僚，並要求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做起。他對李鴻章的磨煉在當時就被人傳頌。不少事例說明，曾氏幕府實際上又成為了"作育人才"的學校。
曾國藩的"磨煉說"的理論根據是，天生的人才，或大或小，關鍵是要"成器"，要"適用"。不成器、不適用的人材，等於廢材；成器、適用的人才，必受到重視。
曾國藩不承認天生的天才，而主張後天的琢磨，這是對中國傳統的人才發展觀的繼承與發展。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說："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勤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這類一寸一分地積累功夫的人，比起那些投機取巧，輕取輕進的人來，似乎又鈍又遲，甚至有點迂，但他們功底深厚，必然德成業就，琢成大器，正所謂厚積而薄發。這才是真正的成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