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曾國藩的治軍韜略
第八章 新創湘軍另立綱紀
另 起 爐 灶
清朝初期，八旗兵叱吒風雲，由關外打到關內，消滅了明朝的軍隊，鎮壓了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削平了三藩之亂。它當時強勁驃悍，所向無敵。但是，成為統治者以後，養尊處優，沉湎享受，積習變壞，以至完全喪失戰鬥力。故自康熙朝以後，清軍的主力轉為以綠旗作標誌的綠營。綠營是清廷在三藩之亂以後，按明代的兵製所組成的，以漢人為主體的新武裝。
經過一百餘年的更迭，至曾國藩出仕的道光、鹹豐年間，綠營的情況怎麼樣了呢?鹹豐元年，曾國藩向新登基的皇帝懇切陳述道："軍隊情況各省不相同。漳、泉兩地士兵強悍，常成百上千地聚眾械鬥；黔蜀多餘士兵則勾結盜賊，狼狽為奸；其他的則吸食鴉片，開賭場，各省都是這樣。大都是無事則遊手好閑，有事則雇傭無賴之徒代替自己從軍。看見騷亂分子就望風而逃；等他們走後，就殺老百姓來邀功請賞。奏章不斷上陳，諭旨不斷失效，根本就不能對此積習有絲毫的改觀。"這種業已腐化的軍隊，軍力日衰，勢所必然。所以一旦太平軍義旗一舉，便由廣西一直打到江蘇，如暴風驟雨，所向披靡。曾國藩感歎道："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征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聞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提到這點，可得從長考慮!"而且，當時全國約有綠營兵五十餘萬人，國家開支中，"兵餉為一大宗"，歲費二千餘萬金，致使國家"財政不夠"。
曾國藩對綠營的這個整體評估，是符合事實且中肯的。據鹹豐十年曾擔任福建布政使的張集馨的記載，綠營之所以無戰鬥力，主要是帶兵大員既不知兵，又趁機克剝，他寫道："營中公費，近來越來越缺。凡武官到任，鋪張器具，都守千把，紅白喜葬，護送餉鞘，弁兵盤費，修補零星軍裝器械，起早油蠟，差操茶點，無一不攤派兵餉，是以每月每兵僅得餉三錢有零，不夠一人食用，別尋小本經營，或另有他項技藝，以資生計。"連肚子也填不飽的綠營兵，平時怎會操練，戰時怎會有戰鬥力"士兵如此，將帥又怎樣呢?張集馨記載了一件閩浙總督慶端於鹹豐十年奉命救援杭州的事。當時，杭州被太平軍占領，有人建議慶端湊足三千人，帶餉十萬，立即出發，因為兵貴神速。但慶端拒不接受，說："我除非一定帶兵一萬八千名，餉四十萬，否則決難動身。仍需照［鹹豐］八年在延平時章程，每月解餉十五萬。"於是他派人赴廣募勇，渡台募勇，又派人至泉州、至湖南募勇，又派人在南台借餉，在廣行借款，赴台勸捐，又令省內外各官捐輸，"紛紛揚揚，每日羽檄紛馳，拉雜如火。"可是不久，太平軍退出了杭州城，慶端的"一篇大熱鬧文章，化為煙雲，然已用去十二餘萬矣，又添得一案軍需也。"這樣的支援戰，除了耗費巨額軍需外，簡直如同兒戲!事實證明，自廣西尾隨太平軍至南京城外的綠營兵，以及隨後組建的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已不能負起鎮壓太平軍的重任。
曾國藩認為，綠營的弊病，主要有三條：
第一，官氣與惰氣太深，"不能稍複"。他說："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哪能算得清楚?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分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武營習氣，膽怯狡猾，恬不做事，驕蹇散漫，如摶沙者之不能成飯。"
第二，軍風既如此敗壞，必致練兵荒廢。他在鹹豐三年六月的奏折中直言不諱地說："竊謂軍興以來，官兵之退怯遷延，望風先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種種惡習......究其原故，總由於平日毫無訓練，技藝生疏，心虛膽怯所導致。"
第三，綠營的調遣方法乖張。有戰事時，不是成建製地派調，而是"此營一百，彼營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選數營或十數營之多。其卒與卒已互不相識矣，而統領之將，又非平日本營之官。一省所調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營也，或今年一次調百人赴粵，明年一次調五十人赴楚，出征有先後，赴防有遠近，勞逸也就乖然不能以相入。敗不相救的緣故，多半出於這點。"如此臨時抽調，臨時拚奏，致使"卒與卒不團結，將與將不和睦"，"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閉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深嫉妒，唯恐它得賞銀，唯恐它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來伸手援助，拯救那些正處於生死時刻的人，甚至"欽差疆帥，複時相推諉，號令各出，偏裨各分畛域"。曾國藩慨歎道："夫危急之際，無人救應。誰肯向前獨闖危險之地，出力死守，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為巧，近營則避匿不出，臨陣則狂奔不止，以期於終身不見賊麵而後快。言念及此，可為悲歎!"
根據綠營的這種狀況，麵對強大的太平軍，曾國藩斷言："即有十萬眾在我麾下，亦且各懷二心，離心離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即使諸葛複起，未必能滅此賊也!"又說：綠營"習氣太深，安能新創其麵目而蕩滌其腸胃?恐嶽王複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複生，三年不能革除其惡習。"曾國藩對綠營采取了徹底否定的態度。他指出："今日將欲滅賊，必先使諸將同心，萬眾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
所以，曾國藩在鹹豐二年(1852年)冬末出辦團練之初，在家鄉便已準備好了的第一本奏折說："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能說不久，糜餉不能說不豐厚，調集大兵不不能說不多，而往往見賊逃潰"，"皆由所用之兵未經訓練，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務。"他這裏所說的雖指"練兵"的重要性，但"改弦更張"的思想，卻成為他自後改革兵製的契機。
鹹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初在長沙訓練的是羅澤南和王鑫所帶的湘勇、塔齊布所帶的綠營兵。他熱情洋溢，"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千百句。"他說："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然不敢說是用說法點頑石之頭，但也確實是想用苦口滴杜鵑之血。"但是，他所得到的評論卻是"侵官越權"。綠營長沙協副將清德不但自己從不入場，還容忍綠營兵懶於到操；新到的提督鮑起豹袒護清德，說什麼防堵時不宜練兵，盛暑時不宜過分疲勞，棍打塔齊布；湖南巡撫駱秉章也認為曾國藩"不宜幹預兵事"。甚至出現六月初六日綠營兵闖入曾國藩私宅，直刺曾國藩的事件。曾國藩不得不離開省城，憤走衡陽。這一嚴重的打擊，使曾國藩的練兵初衷大受摧挫，也使他最後撲滅了對綠營的一線幻想。這年八月二十日，他在衡陽給王鑫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別樹一幟"的主張。八月三十日，他又從"兵勇嫉妒不和"的事實出發，否定了江忠源"調雲貴、湖廣兵六千，募勇三千"，兵勇合編的擬議，提出了完全募勇，湊足萬人，交江忠源統帶的設想。後來，他進一步聲稱："國藩數年以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不用營兵，不用鎮將。"他認為，隻有"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不濫收一弁"，才能"掃除陳跡，特開生麵，赤地新立，才收到一點效果。"曾國藩與綠營於鹹豐三年六月徹底決裂後，巧妙地利用團練與官勇的某些相通處，逐步變鄉勇為官勇，完成了從"改弦更張"到"別樹一幟"的轉變。"別樹一幟"的思想的確立與實施，是曾國藩了不起的戰略眼光的第一次表露，是他為清代中葉兵製改革所邁出的堅實的第一步。
獨 具 匠 心
曾國藩的兵製改革的第一大特色，是他改變了清代軍隊性質，把由清王朝直接控製、直接指揮的國家經製兵，改變成為由地方督撫和某些將領直接控製，而清廷隻能間接指揮的私屬軍隊。他在湘軍這種私屬軍隊內部，強化了封建宗法關係，以血緣和地緣作為強韌的紐帶。
清代的八旗兵固然是父子兄弟相承襲的世兵製，綠營也常常將子弟作為隨軍餘丁，一起習武，待有餘缺，即以子代父，以弟代兄，世代為業。而湘軍則迥然不同，實行勇由將招的招幕製。
曾國藩變世兵製為招募製的第一步，是變鄉勇為官勇。鄉勇本是各地官紳為維持地主階級在當地的統治，鎮壓"土匪"和其他民間組織而設立的臨時性軍事組織。其特點是重在"團"，不重在"練"；兵農合一，有事則聚，無事則散；糧餉由當地官紳捐募，或直接派自民戶。曾國藩認為"團練僅衛鄉裏"，"緩急始終不能幹等待。"所以，當他至長沙辦團練時，便趁機將湖南巡撫張亮基已調來長沙的羅澤南、王鑫所帶湘勇編為左、中、右三營，合為一個大團。這個大團的特點是重在"練"，不重在"團"；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和本鄉本土，長年與兵戎為伍；其糧餉由官府供給，官紳捐募部分隻占極少數。曾國藩如此變鄉勇為官勇，實際上便是創建了一支並非經製軍的經製軍。凡鄉勇，都是同鄉同裏人抱成一團，其帶勇者亦同鄉同裏人。曾國藩創建的湘軍，保持著鄉勇的這一傳統，即使新募的勇丁也大都是同鄉同裏人。王鑫"專招一縣之勇"；李元度"隻取平江之人，不用其他籍之士。不是秦人不用，不是客家人不用"；劉長佑更向清廷直言不諱地報告："臣由書生以團練殺賊，謬膺重寄，所與立功，非臣親黨，即臣鄰裏。"曾國藩本人在衡陽組建水師時也申明："水手須招至四千人，皆須湘鄉人，不雜用外縣的，蓋同縣之人易於合心也。"曾國荃所招湘勇，"不獨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裏人"。內部具有地緣關係這一點上，官勇是與鄉勇一脈相承的。湘軍的招募製，既是勇由將招，必然也就將亡勇散。同治八年五月，曾國藩向朝廷陳述湘軍募勇的"良法美意"說："湘軍勇營之製，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他認為這種層層挑選的辦法好處是，"比之如樹木，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都一氣所貫通，因此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都好象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存，臨陣自能患難相顧。"在這種私屬軍隊中，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與自己的上司緊密相聯。更特異的是，如果"師欲更易統領，則並其全軍撤之，而令新統領自揀營官如前製；或即就地募人，分別淘汰保留，由此成立新軍，不相互沿用"，因而形成"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的局麵。
湘軍實行這種"呼朋引類"，將榮俱榮，將損俱損的建製，故一營之內多本家、親戚、師友。如曾國藩及其弟弟們，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都是全家參軍。不少人有師生關係，羅澤南"僅用其弟子為營哨"，"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半屬弟子"，如鍾近衡、鍾近濂、易良幹、羅信東、羅鎮南、謝邦翰及湘軍名將王鑫、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劉騰鴻等。還有不少人有姻親關係，如曾國藩與羅澤南、郭嵩燾兄弟、李續賓兄弟、李元度等，王鑫與左宗棠、楊昌浚等，江忠源與劉長佑等，都是姻親。這種鄰裏關係、家族關係、姻親關係、師生關係，在下層官佐與勇丁中同樣廣泛存在。正如《湘軍記》所形容的："一營之中，兵將相聯，弁勇看著營、哨，營、哨看著統領，統領看著大帥，都如子弟侍候其父兄。"如此"勇由將募"的結果，必然形成"勇為將有"，並在整個軍隊中的上下左右，無不具有地緣和血緣的深深烙印。湘軍內部這種盤根錯節的封建宗法關係，徹底改變了綠營所存在的"卒與卒不相習，將與將不相和"的弊病，從而使軍隊具有相當程度的凝聚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戰鬥力。
但是，另一方麵，由於內部存在這種濃厚的宗法關係，勇丁和各級將領隻聽命於他們的頂頭上司，清廷和大帥的命令對於各營、各哨常常沒有直接的實際的約束力。曾國藩曾以此作為經驗，向同治帝報告說："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進行遙控；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進行遙控。統領或欲招兵買馬，儲糧製械，罷免將弁，防剿進止，大帥有求必應，從不牽製。近年來江楚良將為統領時，即能大展其材，縱橫如意，都是因為指揮權歸於一人。"他甚至說："既得其人，......皆令其人自為，如封建之各君其國，庶節節維係，無渙散之危。"上級對下級"從不遙控"、"從不牽製"、"有求必應"，"如封建之各君其國"：這正是封建宗法製度的投影。它不僅為湘軍內部派係林立，互相傾軋，各自為政埋下了禍根；而且為湘軍將領擁兵自重，使清廷在中葉以後軍權旁落，漸歸督撫埋下了禍根；更為自後軍閥四起，連年混戰埋下了禍根。湘軍，從來就不是一支有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建製、統一糧餉的軍隊，而是一個由若幹獨立的部隊為攻打太平軍這個維護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的共同目的，而臨時聚集在一起的軍事集團。它在清代曆史上突然興起，又戛然消失，正是這個原因。
一支軍隊從組建到具有較大的戰鬥力，總是需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礎--主要是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利害關係--主要是階級利益，此外，還需要有嚴格的軍製、軍規、軍紀。曾國藩是深知這些建軍要素的。他針對綠營人心渙散、軍紀鬆弛、軍法虛設的情況，親手製訂了一整套營規和營製，以與在軍隊內部強化封建意識，強化宗法關係相表裏。
曾國藩認為，兵不在多，而在精。他當京官的時候，於鹹豐元年上疏說："當年宋臣龐籍淘汰慶曆兵八萬人，就守衛了邊疆；明臣戚繼光練金華兵三千人，就以蕩平倭冠。臣書生愚見，以為今日談論用兵事情，宜效法此二先例。"他的這兩個見解，都是深中肯綮的：綠營惡習太深，難以恃為長城，亟待裁汰；須仿戚家軍束伍之法，方可改造軍隊。但這究竟是書生論兵，無濟於時勢。及至他出辦團練，才有可能實踐他的政見。他任團練大臣後的第一個奏折，便提出"於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而"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原規原法"。傅鼐正是依靠"團其丁壯"、"優養勤練"，而於乾、嘉年間鎮壓湘黔邊界的苗民起義的。鹹豐八年九月，曾國藩作《湘鄉昭忠祠記》，追述自己的曆程說，鹹豐二年底，他"請就現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原規原法，集伍練技，用以防備不測。於是是吾邑團卒，稱為'湘勇'。"關於這一點，王運說得更具體：曾國藩"搜考規製，古今章式無從仿效，獨戚繼光之法很是有效，多是因為他說的可以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