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固定地偏愛某一種顏色。很小的時候，因為一件豆青色核桃呢的罩衫十分漂亮，便很長時間都喜歡豆青色，而且還要那種凹凸不平的手感。特別喜歡母親年輕時的那些旗袍。有一件梨黃色喬其紗的，上麵散散碎碎繡著鮮紅套銀邊的小六角形，像一顆顆紅寶石閃閃發光。有一件西洋紅的，是軟緞毛葛，上麵繡了珠灰和淡青的蘭草，那一種柔和婉妙的色調，真是別有一番味道。又有一件純絲的，是白黑藍綠四種提花，據說是母親婚前做的。母親家先前是個大家族，因為戰亂和別的緣故，敗落了。但所謂“船破有底”，破箱子裏仍留著幾件衣裳首飾，於是“倒箱子”便成為我們姊妹童年時的一件樂事。自然也要試穿一回的——趁母親高興的時候。隻是那時穿著十分的不合適，就是大姐穿也要長及腳麵，於是隻好站在床上穿，胸前再滿滿地塞上兩塊手絹，便自以為漂亮得像公主了。
說起來小時候倒是常常做公主、王後一類的遊戲，組織者是隔壁的一個大女孩，我們喚她做“七姐”的。她很能幹。大院裏二三十個孩子她能召之即來，呼之即去。不知為什麼她每每定我為公主。我倒是很樂於當。因為可以戴七姐家的漂亮首飾，包括一種十分精致的骨質手鐲和沉甸甸的玉石項鏈。七姐還要親自為我梳頭——梳十七根辮子，大約扮的是阿拉伯公主。然後所有的女孩子都化了妝，轟轟烈烈地擁著我，從少年之家一直走到靶場。我們這種壯舉連大人們也愛看的，——那是60年代初的事。
七姐家自然也是大戶，也有些庫存的。七姐的母親宗太太也很不俗——那時母親她們仍然互稱太太，都是一些家庭知識婦女。有一位錢太太雖然嫁的是二級教授，但因為沒有學曆，而且過去做過舞女，大家便瞧她不起。當時我最喜歡的是一位做絹人的張太太。她的先生是那時交大圖書館的館長。她念過大學卻一點沒有學究氣，十分的文雅，又待人和氣，做的絹人精妙異常，是專門供出口的，後來我無論在哪兒也沒見過那樣的絹人。有段時間我常常去她家學畫，每次都是一盤小點心，間或還要弄些蓮子羹之類的。還總是怕怠慢了我——她好像總是小心翼翼地對待任何人。她的服飾總是美得意外。譬如一件黑絲絨旗袍，領口上一定要有一枚水晶飾針；米色東方綢大襟外罩就要配上黑底紅花絲質披肩；夏天常穿一套白色麻紗衫褲，那種半透明的白穿在誰身上也要髒，她穿著卻是纖塵不染。配上那張秀美的化著淡妝的臉，很有一種特殊的韻味。所以小時候我一見到張太太，便盼著自己快快地長。這大概便是我最早的資產階級思想了。不過即使在鬥私批修@高潮中我也沒把它亮出來說給人聽。
母親年輕時偶然也妝扮一下，總歸沒有舊照片上的漂亮。俟到文化大革命，就更素氣了。舊照片也被大姐絞碎從下水道衝走。張太太被抄了家，第二天便投河自盡了。據說抄出了鑽戒和紫貂。奇怪的是當時人們都很麻木，這樣的消息一點不能引起轟動。外婆急忙把鍍金佛像收了起來。其實據我觀察，革命的大姐未必會將這些物什上交。
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果然證實了我的推測。17歲那一年從兵團回家探親，正當“花季”，市麵上卻仍是一片蕭瑟。好不容易在王府井找到了一家“益民商店”，專門賣出口轉內銷服裝的，這地方立刻成了沙漠裏的綠洲。我在兵團月工資32元，每月7元飯費，5元零花，還要剩下20元。寄了一些給家裏，手上還剩了百十來塊，也算是當時同齡人中的“大款”了，便毫不吝惜地花在穿上。先是花9塊多買了一件的確良花襯衫，淡綠上有古銅色細致圖案的，眾人都說好。緊接著又買一件長絲的確良繡花短衫，商標上儼然繡著“精工巧製”和“made in china”，14塊錢，因為太奢侈，隻好把它鎖進櫃子裏。直到1978年上大學的時候才拿出來穿，依然很顯眼。後來又有一件毛衣，淺黃的，袖口和下擺有同樣的咖啡色大花，在那個年代該算是非常特殊的了。好像是20多塊錢，我在櫃台前轉來轉去，心癢難熬，終於沒有舍得買。卻又忍不住對鄰家的女孩說了。誰知那女孩倒是個有心人，悄悄買了來。終於在我18歲生日那一天，得到這樣一件珍貴的禮物。
那時買的衣裳結實得奇怪，怎麼穿也穿不壞。一直到去年，才給了做小工的阿姨，還像剛買了一個月似的。最後一回去益民商店，是在1976年大地震之後。當時都在外麵擺攤賣衣服，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甩賣，價錢低得驚人。有件黑色連衣呢裙，鑲威尼斯大花邊的，隻賣八塊八毛錢，因售貨員說我穿可能會小，略一鋳躇的工夫，便被另一女士搶走，為此我後悔了好長時間。但當機立斷亦有後患——有幾件衣服便是不顧後果蜂擁搶來的，後來實在是穿不出來。又重新改造設計過，依然無效，隻好送了人。還有一件黑色女士呢斜裙，腰太細而下擺太寬，還很容易沾毛，之所以決定買，完全是因為那售貨小姐的嫵媚笑臉。所以丈夫譏我若去了西方肯定會破產——那裙子還在箱子裏擱著，送都送不出去。
時裝和流行色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湧了進來。頭一回看皮爾·卡丹設計的時裝，還真有點兒看不慣那些光頭皮的塑形模特。許多人的審美趣味接受了嚴峻的考驗。過去有“紅配綠，看不足”和“紅配綠，賽狗屁”的說法，無論是“看不足”還是“賽狗屁”都是極端。中國缺乏中間色。而流行色恰恰以它非黑非白、非此非彼的色彩悄悄散發著魅力。赭石色，淡金色，橄欖綠色，銀藍色……正是色與色之間的過渡，構成了神秘的不可言說的美。
心裏終歸還記掛著那幾件旗袍。有一次，趁著“倒箱子”的機會，怯生生地向母親提了要求。因想著那件西洋紅的實在漂亮得不敢要，便舍而求其次，要了那梨黃的，母親答應得倒很痛快。誰知覬覦者並不止我一人。待那旗袍到我手裏，已變成了一件大襟短衫。我驚得說不出話來。真不知是誰竟能狠下心來剪斷如此美麗的旗袍，早知如此，我寧肯不要。麵對那傷殘的旗袍我哀哀地哭起來，照例被母親視為乖戾。後來才知道，原來大姐已搶先要了西洋紅旗袍並剪去梨黃色的一半。——那時她已去了三線工廠，已經對當初破四舊的行為表示悔恨了。
為了補償母親又將那絲旗袍給了我。如同捏了一團火似的，把旗袍收進箱子裏，心裏仍裝著“西f紅情結”。直到幾年後朋友從上海給我帶來一件真絲雙縐的衣料，那顏色恰恰合了夢中的西洋紅。做成一件連衣裙之後效果卻並不怎樣好。洗了幾水之後就更差了。從此不再想這種顏色。至於那件絲旗袍，直到結婚之後才穿過一回，丈夫卻並不認為太好。且領口已經小了，隻好用一枚領針別起來，到底沒有張太太那般的風韻。
玩
如今“玩”的涵義比任何字眼都廣。玩文學玩股票玩房地產什麼都可以一“玩”蔽之，玩可以掩飾一切目的，且透著輕鬆灑脫。
而“玩”字本來的意義卻很單純一我正是從這單純的意義上來談玩的。
一聽大人說聲“玩去吧”，哪一個小孩不像過年似的？小時候，特別是弟弟尚未出生的那幾年，我可以說是嗜玩如命。最好玩的地方自然是“下坡”。交通大學幼兒園再往東有一約四十五度的斜坡，下去之後便能看見幾排平房，平房前有一條小河，河邊的青苔顯出森森細細的美。常有白鴨在河上遊。沿河往西去，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那裏荒草沒頂，野花盛開，是我童年時代的樂園。
從聞到春的氣息開始，這片荒草甸子便喧騰起來。夏天則是這裏的極盛時代。整個大院的孩子們好像都集中到了這兒。有用網子粘蜻蜒的，有采野花、采麻果的，有捉迷藏的，有逮昆蟲的，還有撿礦石的……三伏天的大中午，不動彈還出汗呢。就那麼汗水滴滴的在荒草叢中穿梭似的跑，在震耳欲聾的蟬鳴聲中，嗅著野麻果的氣味。到了夜晚，這裏更是美得奇特：螢火蟲在草葉間閃著藍幽幽的光，紡織娘低吟著，寂靜中流動著神秘。我們拿著火柴盒跑來跑去捕捉著藍色的光點，光腳丫兒被露水浸得涼津津的。
說到氣味，我有個發現：四季似乎都有它獨特的氣味。夏天的傍晚更是有一種氣味勾著孩子往外跑。小的時候我無數次地感受到了，卻說不出來。那是一種飽和得快要爆裂的東西，猶如吹得透明的玻璃泡，不，它是柔軟的，暖融融的，不斷地膨脹著，緊緊地包圍著你，讓你不斷地吻著它，於是你周身發脹，沒法兒坐在家裏乖乖地吃飯，隻想浸泡在那種氣味中慢慢發酵直到自己也化成同樣的氣體……
“我們要求一個人哪，我們要求一個人……
你們要求什麼人哪，你們要求什麼人……”
“賣蒜哩，什麼蒜？青皮蘿卜紫皮蒜……”
“鋸鍋鋸碗鋸大缸，缸裏有個小姑娘，十幾啦？十五啦，再呆一年就娶啦！”
“一網不撈魚，二網不撈魚，三網撈個小尾巴尾巴尾巴……魚！”
每到夏夜，這樣的歌謠便此起彼伏，融化在那種特殊的氣味裏，變為更大的誘惑……
奇怪的是做這種遊戲的時候我每每會輸。比方說，我總是莫名其妙地被人當作“小尾巴魚”撈住，無論怎樣也難逃法網。說“再呆一年就娶啦”的時候，需要事先迅速地找好搭檔，我卻常常被大家忽然拋棄，變為嫁不出去的“小姑娘”。所以從小我便有一種“怕輸”的心理，越是怕輸越要輸，最後真的到了30歲才嫁。
但是在有些方麵我的膽子又大得出奇。譬如說，爬樹，爬牆，偷花之類。春秋之際，特別是春天，交大的整個校園都姹紫嫣紅起來。榆葉梅，幹枝梅，桃花，杏花，梨花，丁香，迎春……甚至牡丹芍藥，枝枝火爆。每當月亮出來的時候，我和鄰家的女孩玲玲便悄悄踱到校園裏，見到好花便悄悄采一枝。最後集得一束插進自家的花瓶中。不過這是要冒極大風險的。首先是兩道門崗，有時校衛隊還要夜間巡邏。有一回掐梨花正碰上巡邏隊，我倆不約而同地各自爬上一棵梨樹，也許是因為太緊張的緣故，一枝梨花恰巧落在一位師傅的腳邊。我嚇得氣也不敢喘，那一分鍾好像持續了一個世紀——終於，沒有發生什麼。雪白的梨花在月色中有一種溫柔敦厚的感覺，回家後在燈下則是透明的，而且靠近根部的花瓣透出一種淡淡的綠，所以看上去像是玉石的傑作，又有一種玉石所沒有的香氣，靜靜地在屋中彌漫開來。不過賞花已照例不是我的事，我的全部樂趣都在那曆險之中，當然，回家之後還往往難逃一頓臭罵。但那花的美遮蔽了一切，很快大家便陶醉在那香氣之中而不再追究我的罪行。
特別喜歡下雨。喜歡看雨後的虹。更喜歡撿雨後的石子。那時的交大還沒有柏油路。路上的石子便被衝刷得流光溢彩。一群群穿開襠褲的小屁股撅得像白蘑菇似的，每個人手中都拿著個小玻璃瓶，石子裝進去用水泡起來，果然很好看。有時甚至能撿到礦石。姐姐便撿過水晶和雲母，我也拾到過一種閃閃發光的石頭，大家都說是金礦，我便用玻璃盒子裝了做“標本”，後來終於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