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阿尼瑪”與“阿尼姆斯”的角色衝突
—-男女兩性在戀愛婚姻中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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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常常把我們劃作文革中紅衛兵的一代。當然，這也沒什麼錯，不過是稍稍勉強了一點。嚴格地說，我們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一代。在紅衛兵誕生的時候我們還在小學，雖然沒趕上大串聯，卻趕t了上山下鄉一一。在文革後期，十五六歲的我們作為最小的遠征軍被上山下鄉的熱潮裹挾到祖國的極南極北，開始了我們最早也是最難忘的一段人生體驗。
因為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所以也就可以承上啟下。
我自認我們是幸運的。小小年紀便備嚐了生之艱難，因此便愈加懂得了熱愛生命。與後來者相比，我們有一種經過大磨難之後的樂觀與灑脫，像淬過火的鋼絲一般有一股韌勁兒。雖不比後來者們年長幾歲，但卻在整個人生觀與世界觀上有著極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說有著天淵之隔。從這個意義來講，以我們——三十七八歲的這批人為界劃代是準確的。
但我們這代人又有著明顯的先天不足。譬如，關於性愛方麵。很多人追溯起來總說在我們青春期時愛情正在變為禁果。其實不然，遠在我們的童年、少年時代便一直在遭受禁錮。女孩和男孩的概念其實是瞬息即逝的，孩子可以在一夜之間長大成人。由於神秘的基因或其他作用，有些幼小的孩子便開始對於異性感興趣，當然，那是一種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愛。譬如我，就曾經在5歲時“愛”上了電影《畫中人》中的男主人公，後來又“喜歡”一個教唱“社會主義好”的大學生，並且憂心忡忡地擔心著將來自己長大了他便會變成老頭兒。不要小看B歲。這往往是產生非理性愛情的最佳年齡段。這種孩子式的朦朧的愛完全不同於成人的愛情，它純潔真摯、偏執專一，不含一絲雜質，卻又激情如火。據我觀察，在這個年齡段能夠產生自發愛情的孩子，往往在童年時患有嚴重的自閉症——諸如二毛。
最近我請教了一位兒童保健研究所的專家，她說據研究結果表明，童年時患自閉症的兒童一般都是智力超常的兒童。
我的13歲卻是在書中度過的。就在成人們都被那場全民大狂熱裹挾而去的時候，我開始對於古今中外的書產生了異乎尋常的興趣。而且在書中，我找到了我的理想人物，開始了我的意念性的紙上談兵式的愛情。
我最初“愛”的一位叫做莫沙羅夫，是屠格浬夫所著《前夜》中的男主人公。屠格涅夫的東西我一向不大愛讀，這一篇卻是例外。莫沙羅夫是一位堅強的保加利亞革命者，外表清臒，內心倔強，最後為祖國而犧牲了生命。這正符合我所接受的理想主義教育模式。於是我和書中的女主人公愛倫娜一起深深地愛上了他。他常常出現在我的畫筆下，睡夢中，他高而清臒，麵色蒼白而有棱角，像一尊雲石的傑作。我畫他和愛倫娜同騎一匹飛馬，像俄羅斯童話“伊凡王子與灰色狼”那樣穿過暗夜奔向自由。
緊接著我又看了《牛虻》、《怎麼辦》、《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等等。幾乎是同一模式的男主人公“賺取”了我大量的眼淚。尤其是《牛虻》，還沒拿到書的時候一位大朋友就提醒我：“準備好兩條手絹兒，你要哭的。”果然，這本書我一氣看了四遍還不忍釋卷。《怎麼辦》裏的拉赫美托夫更是一位錚錚鐵骨的職業革命家。總之，在13歲那個危險的年齡，這些腦後有“反骨”的“十二月革命黨人”們紛至遝來，變成我潛意識中的“阿尼姆斯原始心象”。
關於這個名詞，大多數的中國人可能並不熟悉。這個詞來自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理論，榮格說每個男人心中都攜帶著永恒的女性心象，這不是某個特定的女人的形象，而是一個確切的女性心象。這一心象根本是無意識的，是鏤刻在男性有機體組織內的原始起源的遺傳要素，是我們祖先有關女性的全部經驗的印痕（imprin+)或原型，它仿佛是女人所給予過的一切印象的積澱（deposi+)……由於這種心象本身是無意識的，所以往往被不自覺地投射給一個親愛的人，它是造成情欲的吸引和摳斥的主要原因之一。”
榮格這裏說的是，“男人天生就稟賦有女性心象，據此他不自覺地建立起一種標準，這種標準會極大地影響到他對女人的選擇，影響到他對某個女人是喜歡還是討厭。阿尼瑪原型的第一個投射對象差不多總是自己的母親，正像阿尼姆斯原型的第一個投射對象總是父親一樣。在這之後，阿尼瑪原型被投射到那些從正麵或從反麵喚起其情感的女人身上。如果這個人體驗到一種“情欲的吸引”，那麼這女人肯定具有與他的阿尼瑪心象相同的特征。反之，如果他體驗到的是厭惡之感，這女人一定是個具有與他的阿尼瑪心象相衝突的素質的人。女人的阿尼姆斯心象的投射也是如此。”
按照榮格的理論，盡管一個男子可能有若幹理由去愛一個女人，然而這些理由隻能是一些次要的理由，因為主要的理由存在於他的無意識之中。男人們無數次地嚐試過與那些同自己的阿尼瑪心象相衝突的女人結合，其結果不可避免地總是導致對立和不滿。
阿尼姆斯心象同樣如此，“在正常的發育過程當中，阿尼姆斯被‘投射’在幾個男性形象上麵，而這種投射一旦實現，一個女人便把某人看作確實是她們認為的那樣一個人，這個人已經幾乎不可能被她接受為他實際上所是的那種樣子了。這樣一種看待人的態度，在人際關係中可能會很有妨礙，隻有男人符合女人對他的設想的程度上麵，這種態度才能繼續下去，而不致發生衝突。阿尼姆斯能夠被人格化為各種男性形象，從最低級的一直到最有才智的，這要取決於婦女自己的進化程度。”“一個聰敏的有文化的女子比那些受教育較少的姐妹們更加是阿尼姆斯權威的犧牲品。”
但是，“事實上，阿尼姆斯能促進婦女對於知識及真理的追求，並把她領向自覺自願的活動，不過她必須學會認識阿尼姆斯，並把它控製在適當位置”上麵。
令人驚奇的是，在若幹年後，當我結識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女性並與她們交往之後，競發現她們與我有著同樣的“阿尼姆斯情結”，她們同樣地在“青春前期”或“少女思春期”時被那種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教育軌跡自然地推向了那一批“為民主自由而犧牲了的革命者”，換句話說，牛虻、莫沙羅夫、拉赫美托夫等人屬於“公眾戀人”，他們滋養了整整一代甚至幾代理想主義的知識女性，這批女性從他們那裏獲得了勇氣、力量和信心，起碼在人生道路的初級階段上獲益非淺。
但是，這些“公眾戀人”又往往成為女性的精神偶象而使這批理想主義的女性在成熟之後的性愛方麵變得殘缺不全。
完整的愛應當包括情愛與性愛。令人遺憾的是，女性，特別是一些出色的女性往往麵臨性與情相悖離的痛苦，當她們的少女時代便進駐於她們內心的阿尼姆斯情結，在她們的擇偶期便開始冥頑不化地表現自己了。自然，這種情結所推崇的那種男人受到現實生活的極大製約，換句話說，某些女性既找不到現實中的牛虻也找不到拉赫美托夫，甚至找不到與他們的氣質相一致的男人；於是在失望之餘便有了大概三種歸宿：一是就此認為：男人其實都差不多，湊合一個算了；二是忽然猛省：那種理想人物其實隻適合做愛人，並不適合做丈夫，還是應當把愛情與婚姻分開對待；三是改弦易轍，拋棄理想主義模式，找一個與時代合拍的“當代英雄”。也有極少極少的偶然，競滿足了自己的“阿尼姆斯情結”，但是在長時間的婚姻生活中，在那足以把一切愛情與性靈都埋葬的平庸、重複、瑣碎之中，她忽然發現她心中的白馬王子不過是個凡人，或許，還不如凡人，他的心靈竟然比她更易感更脆弱因而承受力更差因為他的外表比她強壯。於是她極度厭倦失望這其實是比前三種更為悲慘的結局。
阿尼姆斯心象往往導致女性在相當長時間內陷入一種類似柏拉圖式戀愛的狀態之中。對於崇仰牛虻的這批女性們來說，她們更熱衷於形而上的哲學。對於她們來講，“情”和“性”幾乎是脫離的，她們可以為一個傾心相愛的人去死，至於這種愛是否帶有性愛的成分卻並不重要。因此，我認為法律上界定“婚外戀”以是否發生肉體關係為標準是太值得商榷了。我並非清教徒，也並不是說真正的愛卻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但是我認為，精神戀愛的確是一種層次很高的人類情感。而且，僅僅為人類所獨具。在人類曆史上這樣的愛並不鮮見，較突出的例子是柴可夫斯基與梅克夫人的故事。當然，在文藝作品中這種例子更是不勝枚舉例如張潔的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便是一種典型的精神戀愛的移情之作；《紅樓夢》裏賈寶玉的“意淫”則具備比一般狹義精神戀愛更廣博的涵義。
最近我看了一部美國影片《情濃七日》，由奧斯卡影後梅麗爾·斯特裏普主演。情節十分簡單，大致是說兩個已婚男女邂逅相遇並相愛的故事。兩人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達到了那種高度默契的心心相印。雖然兩人之間並沒有發生性關係，但早已以“心”相許。很快，男的那種魂不守舍的樣子被妻子發現了，在妻子的追問下，他說他遇到了一個女人，“But,Nothing”（但是，什麼事也沒有）。妻子沉默良久，然後突然舉手狠狠給了他一記耳光，同時咬牙切齒地迸出一句：“那就更糟！”我認為這是一段極為精采的表演。完全是兩個人的心理交流。應當說這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妻子。她的聰明之處便在於：她懂得這種沒有涉及到肉體的精神之戀對於她的威脅更大。應當說，在西方，僅僅求得性欲的滿足是非常容易的，而心與心的交流則難乎其難。而她注意到她丈夫的“心”已經被奪走了，所以她毅然決定回丹佛老家。可見西方人的價值觀亦並非如我們所想象。實際上，西方中產階段具有很高的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水準。他們對一些事是可以“不在乎”的，而對另一些事卻是非常之“在乎”。可能比我們中的某些人更“在乎”。
其實男性同樣麵臨著女性“性”與“情”之間的矛盾。我認識的一位男編輯深深地愛上了一位女記者，此前，他是以“遊戲人生”、“玩世不恭”等著稱的，但是當他動了真情的時候，竟然“連碰也不敢碰”他所愛的對象，因為除了愛之外，他還有著諸如敬意、愛憐、保護等等諸多情感，他麵對這位女士的時候常常感到無所適從，以致竟然坐失良機，讓別人搶了頭彩。這是個比較典型的例子。這大約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克服的一個俘論。它似乎源於我們開初的那種意念化的紙上談兵的愛情，或者源於我們那種理想主義式的禁欲說教。而對於我們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所謂“第四代人”，這個悖論卻並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