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輝煌的一瞬
——寫於《弧光》首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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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精神患者的調查》終於搬上銀幕。原作是在1985年發表的。構思的時間卻是很早了。那時常有些古怪的念頭執拗地纏繞著我——那多半是一些關於人本身的思索。
我常常驚詫於人類的甲冑或日保護色。人類把自己包裹得那麼嚴，以致於許許多多的人活了一生，並沒有露出自己的本來麵目。漸漸地，連本來麵目也忘卻了。甲胄與人合為一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人類共同的悲哀。
我們大概早已忘了我們的第一句謊話，第一次違心的認同，第一句言不由衷的讚美……大約當時還著實為此氣惱過，後來終於明白：在適者生存的前提下，任何物種都要學會保護自己，或曰：學會偽裝和欺騙。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為自己塗上的保護色有如鮁鰷魚的花紋或杜鵑的腹語術。
人要做自身的主人談何容易？！
然而，總有些瘋子或傻子要反其道而行之，譬如我夢中的景煥便不願認同那條既定的軌跡，她拚命想掙脫，她想獲得常軌之外的嚐試，掙脫的結果是落入冰河。——然而上天給了她補償。就在她墮入了冰河的瞬間，她看見了孤光——那象征全部生命意義的美麗和輝煌。
真正的人類的創造力產生於痛苦和偏差的刹那。那是另一種人生。是庸人們永遠無法企及的幸福。
景煥當然不是理想的人物。她究竟是不是瘋子更不重要。我寧願讀者或觀眾把作品看作一個東方童話或世界性童話：因為整個人類還在麵臨著抉擇。盡管馬克思老人早就說過隻有在一個正常合理的社會裏人的個性才能真正地自由發展和起飛，然而誰也無法確證這未來的烏托邦是否真的存在。但我們寧願相信它存在。這就像西方兒童們發現鞋子裏的糖果便堅信聖誕老人的存在一樣。如果揭開這個童話的秘密，孩子們大約是會痛哭不已的。
並非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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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兩岸是生命之樹》是1982年寫的，正當畢業分配之際，別人寫論文，我寫小說。並非要顯得與眾不同，而是被一種激情齧咬住，不寫不行。
那時，對外開放的門剛剛開了一道縫，正因如此，門外的景色看起來是如此新鮮，吸引了許多人——特別是年輕的大學生們擁擠觀看，看得眼花繚亂。末了兒，都想說點兒什麼——對社會，對生活，對愛情，對家庭，對性……我也說了，用筆。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激情啊！它使我整天處於一種顛狂狀態之中，我每天卻和書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屬於他們還是他們屬於我，寫到動情處，趴在桌上哭一場……
天呐，那時真是太傻了！
那傻勁兒是空前的，大約也是絕後的（後來我再沒害過這樣的“熱病”）。
我走了一段長長的路。
我一度感到這篇小說的幼稚，一度為它那種追求純情、那種強烈卻又是過時的理想主義色彩而感到臉紅，一度徹底否定了它。
誰想我卻收到了許許多多的讀者來信。許多人為它一鞠感動之淚，許多人把自己的經曆細細地告訴我，甚至是秘密和隱私。一句話，他們和我當時寫這篇小說時一樣“傻”。我相信那句話了：“隻有出自內心的，才能真正進入內心。”
至此我明白，有一點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我當時奉獻給讀者的真誠。
也許，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隱秘的角落，那裏珍藏著美好的願望，不然的話，這個世界就會沒有夢，沒有詩，沒有童話和孩子。
也許每個人心裏又同時裝著天使和魔鬼。我想，隻要不怕鬼，鬼就不害人。沒有魔鬼，這個世界也會感到寂寞的。
由此看來，大約有兩種文學作品是有生命力的：要麼真得令人震顫，要麼美得令人向往。
生命之路也許就像音樂中利用卡農技巧構成的怪圈：它的每個音部都比前一個音部增調，它無限升高，卻又能很平滑地過渡到開頭。但我相信，“無限升高的卡農”返回的並非是真正的原點。
煉獄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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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讀過我作品的人都說我是個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者。
是不是浪漫主義我不知道，但我的確富於幻想，從小便是。
我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外婆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有一座高大的佛龕聳立在我和外婆的臥室裏。佛龕上麵罩了一塊紅布，紅布裏麵是玻璃罩。玻璃罩裏麵便是那尊黑色的釋迦牟尼像。常常是，在那黑色佛像的俯視下，在龍涎香的氣味和木魚有節奏的音響中我沉沉睡去。其實是來到了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中，充滿了各種怪誕和恐懼的夢。這些夢籠罩了我整個兒時的記憶。
按照現在時髦的說法，我小時候是個患有嚴重的“自閉症”的孩子。我幾乎完全生活在內心世界裏。夜晚，在外婆如雷的鼾聲中，我常常攀上佛龕，揭開紅布，獨自與釋迦牟尼“對話”，在幽暗的不斷變化的光影裏，我常常產生幻覺。仿佛那佛像經常抬一抬眼，或露出一種意味深長的微笑。每逢這時，我的心便承受不住一種恐懼和驚喜，心跳得仿佛要從嗓子眼裏躍出來似的。
從很小的時候，我喜歡畫畫，且被大人認為天賦很高。八歲時我畫的一幅《鸚鵡姑娘》被鄰居一位愛好做絹的太太拿去做了樣子，結果那絹人做得很美麗，出口國外還獲了獎，從此我的“小畫家”的頭銜便在交通大學的大院裏流傳開來，加上翌年我又在國際兒童繪畫比賽中得了個銀質獎，父母便認定我將來是要往繪畫上發展了。
其實當時我最為醉心的卻是對於天空、對於太陽、月亮和星星的興趣。我參加了學校的天文小組，每周都要去一次天文館看星象表演或觀測星象。在我的陋室裏，貼滿了迦利略、哥白尼、祖衝之、張衡、郭守敬等天文學家的頭像，都是我精心臨摹的，在臨摹的時候我心裏藏了一個巨大秘密：長大要做個天文學家。當然，這個夢也在1966年隨著其他的夢一道破滅了。
總之，小時候我的夢想很多，卻唯獨沒有做過作家夢。
書是極愛看的。從小，就愛翻爸爸櫃子裏的藏書，爸爸越不讓看的書越要偷著看，從小便暴露出人類喜歡偷嚐禁果的劣根性。《西遊記》、《水滸》、《格林童話》、《一千零一夜》等書就是在這一時期看的。
《紅樓夢》是我一生中看的次數最多的一本書。頭一次看是在九歲半，我剛剛人隊不久，看到黛玉之死的時候，眼淚把紅領巾都浸濕了。之後又看了無數次。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幾乎把書中所有的詩詞曲乃至章回目錄都背熟了。我至今都不能說真正讀懂了這部偉大作品全部內涵，但書中那種令人蕩氣回腸的愛情描寫與濃厚的悲劇意識卻深深滲入到我的靈魂之中，對於我日後的寫作與人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影響對於寫作無疑是好的，但對於人生卻是一種不幸。它使我本來便富於幻想的心靈變得更加不切實際，更加脆弱也更加敏感；使我本來便情感豐富的內心對於愛的要求過於純粹，過於完美；而因為世界上本無完美，便注定了我的失望與幻滅。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生正是一個不斷地幻想和幻滅的過程。
13歲那年趕上那場史無前例的動亂。也怪了，就在姐姐們都風起雲湧地鬧革命，高音喇隊震天價響的時候，我卻把自己閉鎖在房間裏，開始了讀文學作品的“第二次高潮”。這時我開始對於外國作品感興趣。什麼《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怎麼辦》、《牛虻》、《前夜》等等，都是在“第二次浪潮”中讀完的。而有意思的是，恰逢13歲這樣一個微妙而敏感的年齡，一隻腳還停留在少年時代，另一隻腳已跨過了青春的門檻。於是書中的牛虻、英沙羅夫、拉赫美托夫等等便成為我心中最早的男性偶像。按照榮格的說法，他們應當算作我的最晚的“阿尼姆斯心象”。榮格說：“……由於這種心象本身是無意識的，所以往往被不自覺地投射給一個親愛的人，它是造成情欲的吸引和拒斥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個年齡容易產生一種朦朧的幻覺式的愛，而這種愛的唯一宣泄方式便是“投射”在格子上一一我寫了一篇叫做《鷂鷹……》的小說，寫的是我崇拜的一個男孩子的經曆，這大約算作我最早的小說了。在僅有的三位讀者中，有一位大朋友很鄭重地對我說廣你將來不能搞文學。”問他何以見得，他答：“你這樣的人搞文學肯定要受煉獄之苦。”
我不明白他的話。
在16歲的“花季”去了黑龍江兵團。穿著一套藍製服，黑布鞋，背包裏裝了一條價值16元的灰毯子和一頂蚊帳，懷裏揣著媽媽給的20塊錢，就這樣去了距北京3600裏的“二龍山屯”。沒有書，沒有報紙，更沒有音樂、繪畫、球場或遊泳池，沒有現代文明的一切，像是在一個原始部落裏呆了五年。這五年當中，大概有兩年的時間都在生病，——我始終沒有適應那個冰天雪地、氣溫常常在零下四十度之下的環境。在晚上停電、全排的女孩子們圍著火爐煮黃豆湯的時候，我常常給大家講故事。這好像是當時排裏唯一的娛樂。後來我又給她們畫肖像，描繡花樣子，為了這一點點付出，姑娘們給了我優厚的回報：總有人搶著幫我洗衣裳、釘紐扣甚至打飯。而我，在肚子裏的故事都倒空之後，不得不在姑娘們的要求下杜撰出一個個荒唐無稽的故事。這，大約就是當作家的前奏吧。
從兵團出來之後，我又在北京郊區插了一年隊，後來又是三年工廠，“工農兵”的生活全都體驗過了，人卻並沒有什麼長進。我很羨慕那些能夠過細地了解外部生活的人。而我，依然習慣地生活在內心世界裏。我對於工分值的高低、知青主任對誰厚又對誰薄、兩年還是三年出師、什麼時候該工資調級、車間主任是愛抽煙還是愛喝酒等等一無所知，就像白活了似的，我的體驗是一種內心的體驗。隻有當周圍的人物或者事件真正觸動了我，侵入到我內心世界的時候，我的情感才開始運作，我的記憶才顯現出存儲的功能，我的創造力才趨於旺盛。也許正由於這個緣故，很多人認為我的小說是一種“心理型”的小說。
真正的文學創作開始於大學二年級。我是在粉碎四人幫、高考製度改革後的第二年考上大學的。事情總是不盡人意——我報的專業絕大多數是文學，卻偏偏被唯一報的一個經濟專業錄取了。接到錄取通知書時我大哭一場，以為從此我的命運注定了。當經濟學教授的爸爸倒是很高興，他說即使你想當作家也別報中文係，你看大學中文係出了幾個作家？”雖然不如意，但這是末班車了，不上也得上。當時我真正強烈地感覺到，人，根本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
卻偏偏又有了轉機。大學二年級，有一門基礎課叫做漢語寫作，由一位新調來的青年教師講授。這老師因為在當時的報紙刊物上發表過幾篇有影響的評論文章，頗心高氣傲，頭一次上課便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一一讓我們每人寫一篇命題作文，題目叫做《暑假紀實》。結果，全班40個人他隻給我一人得了優。我寫的是杭州孤山放鶴亭，隻寫了千把字，卻選擇了一個獨特的角度（後來此文全文發表在《光明日報》上）。他的評語寫道：“文章有才氣，虛實相宜，亦真亦幻，……白石老人‘似與不似之間’或可解……”此事在我們學院轟動一時。後來那老師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寫小說？你是個潛在的作家。”事隔不久，漢語教研組一位姓杜的老師找到我，向我索要一篇小說。這位杜老師“文革”前曾做過《人民文學》的編輯。我以為是他看我尚可堪造就，要親自指導我，便誠惶誠恐拿了一篇4千字的習作給他，事後再不敢問起。誰知這篇習作後來竟登上了《北京文學》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欄的頭條，還配上了很精美的插圖。我驚喜之餘又寫了第二個短篇《請收下這束鮮花》投給我當時最喜愛的刊物《十月》。小說情節很簡單，寫一個情竇初開的小女孩愛上了一個青年醫生，後來醫生得了絕症，在彌留之際，小女孩冒著大雨趕去看他，那醫生卻早已不認識她了。完全寫小女孩的內心活動，很符合後來文學界關於小說情節淡化的主張。而這在當時卻是比較獨特的。這篇小說後來獲了1981年《十月》首屆文學獎。記得發獎大會那天。《十月》編輯部主任蘇予特別向大家介紹了我——獲獎作家中最年輕的一個。周圍坐的全是文學“大腕兒”們，對我說了許多鼓勵的話，令我誠惶誠恐。從此，我便穿上寫小說這雙“紅舞鞋”，再也脫不下來了。
那時，對外開放的大門剛剛開了一道縫，正因如此，門外的景色看起來如此新鮮。我被一種寫作的激情齧咬住，它使我整天處於一種癲狂狀態，我每天都和小說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屬於他們還是他們屬於我，寫到動情處，趴在桌上大哭一場……天哪，那時真是太傻了。
我以為我已嚐到了“煉獄”的滋味，可實際上，那不過是煉獄之門。
富於激情的年齡過去了。我的中篇《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長篇《海火》等都被人認為是嚴肅得近於冷峻的作品，反響很大，而我卻對自己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時代在變，“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往外跑。”更多的人在“玩”文學，更多的人開始棄文從商。我懷疑自己的真誠，懷疑這真誠是否符合現代社會的標準。這似乎是個代用品的時代，一切都可以代用，貨真價實的東西太少了，而且，很難被人識破。真品並不比贗品更值錢。
我大概是太傻了。
然而，讀者們好像比我更“傻”——許多人為我的小說一掏感動之淚，許多人把自己的經曆寫給我，甚至是秘密和隱私。——我相信那句名言了：“隻有出自內心的，才能真正進入內心。”
時代的確在變，但在人類心靈中有些永恒的主旋律卻是亙古長存的。文學是寂寞孤獨的事業。這孤獨，決不是搶著話筒喊出來的那種孤獨。它是作家對自己的心靈審判，是真正的煉獄。吃不了苦的人就不要寫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