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偉大的巴赫那首舉世聞名的主題樂曲《音樂的奉獻》。巴赫利用“無限升高的卡農”——即重複演奏同一主題，然後又神不知鬼不覺的進行變調，使得結尾最後能平滑地過渡到開頭。這裏充滿了音符與文字的遊戲。這裏有各種形式的卡農，有非常複雜的賦格，有美麗而深沉的悲哀，也有滲透各個層次的狂喜。它是賦格的賦格，是層次的自相纏繞，是充滿智慧的隱喻。人類社會正如這樣一首賦格曲，它不斷地變調卻又回複到原點，構成一個個充滿智慧的怪圈。
文學的發展又何嚐不是這樣呢？在高度的商業化之後將需要新的返樸歸真。任何社會都不會沒有孩子，任何孩子都不會沒有美麗的夢。
包括關於煉獄之門的夢。
呼喚與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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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德·波芙娃有句名言。她說寫作是對一種呼喚的回答。這個呼喚通常在一個人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聽到了。自然，並不是人人都能聽到這種呼喚。
說到底，這是一種神祗的呼喚。
很小的時候，因為家庭不睦，我的心靈時時感到壓抑和痛苦。一個孩子的痛苦雖不比成年人更沉重，卻要尖銳和難以忍受得多。何況，孩子的痛苦中還常常伴隨著恐懼。我時時渴望能出現一個愛我、保護我的人，他將驅逐我四周的黑暗，帶領我進入天國。對於天國的概念我停留在一篇童話《天國花園》所描述的場景上。那時我常常做一個關於天國花園的夢。花園裏的花隻有色彩沒有陽光，遠處站著全身通明透亮的天使。而醒來的時候，我從窗簾的縫隙看見對門鄰居家栽種的一棵歪脖子向日葵，在黑暗裏它很像是一個戴著草帽的男人陰險地窺視著窗子，我被它嚇得哇哇大哭。
我這種無端的哭泣和我的種種行為照例被大人們認為是乖張。我從來不是個討人喜歡的女孩，盡管我學習成績很好，並且在美術、音樂和寫作等等方麵很早就顯示出了天賦。我對成人世界的恐懼和格格不入使我內心閉鎖，在我自我封閉的內心世界裏終於出現了神。在很長的時間裏我隻同他對話。我很早就擁有了一種內心秘密。這秘密使我和周圍的小夥伴們遊離開來，我很怕別人知道我的秘密，很怕在現實中與別人不同，於是我很早就學會了掩飾，用一種無限順從的趨同性來掩飾。這種掩飾被榮格稱為人格麵具。這是我的武器，一種可以從外部世界成功逃遁的武器。正是依靠這種武器我度過了我一生中最為痛苦的那些歲月，包括在黑龍江兵團那些難以忍受的艱難困苦。我始終注視著內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記憶變得支離破碎，就像“沒活過”似的。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一種堅強還是懦弱，更不知道這是一種超越還是一種更大的不幸。
但無論如何我作出了對那種內心呼喚的回答。我選擇了寫作。寫作是置身於地獄卻夢寐以求著天國的一種行當。它同我從小選擇的生存方式是一致的：它是人類進行著分割天空式的美好想象和對於現實現世的棄絕。沒有一個作家敢說他是在真實地摹擬著生活本身，因為這種真實毫無價值，它隻需要一個記錄員就夠了。而寫作卻是一種每時每刻也難放棄的對生命的觀照，它觀照著生命也預約著死亡，複蓋著生者也複蓋著死者，它是時空消失之後的永恒存在，它是人類從遠古走到今天的宿命和母題。
至於那個神祗的秘密，它將一代又一代地活在孩子們的心裏。可惜，孩子一旦成人就把心裏那個秘密忘了，而且一點兒也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點也沒想到那孩子便是自己的過去。而孩子卻一直被那可怕的秘密燒灼著，直到成年。這大概就是人類的悲劇所在。
如果有一個成年人記住並懂得孩子的秘密，那麼他一定是“得有神助的人物”，他的名字應該叫“作家”。
多年以前一個女孩對著鄰人的向日葵大聲哭泣，後來那個鄰人把向日葵砍斷了。很久之後，那女孩才發現那砍斷向日葵的聲音是流過她心靈的最早的呼喚。
在過了那麼漫長的歲月之後，那女孩終於對呼喚作出了回答。
永恒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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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把愛情與幸福、快樂等字眼放在一處實在是一種誤區。相反，愛情倒是常常與痛苦伴隨著。現代的愛情更是摻雜了許多其他的東西。那種純而又純、亙古不變的愛說到底不過是一種幻想，是人類用以自欺的一種方式而已。
小時候，也就是剛剛從童年踏入青春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個心造的幻影。這幻影無疑來自書本中的男主人公們：牛虻，英沙羅夫，拉赫美托夫，等等。這些人無一不是英勇無畏，才華橫溢，魅力無窮，而且個個都是斯多噶主義者，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這心造的幻影如此頑固以至在很長時間內影響了我的擇偶標準。
後來才知道，患這種“十二月革命黨人情結”的，在同代人的女性中竟有許多。所不同的，是我比她們更易感，更脆弱，更自閉。因此自欺的時間也更長一點罷了。
這自然應當歸功於理想主義教育。這種教育深深植入了一代人的靈魂，盡管你自以為有了脫胎換骨的改變，可實際上你什麼也沒變。從生到死不過是一個“卡農”式的怪圈，最終會返回到生命的原點。到那時你也許會發現，你窮其一生所追求的，不過是一個夢想。什麼也尋找不到。什麼也改變不了。
其實這便是很美的人生了。正因為世上本無完美才去追求，真的無法想象一個人在獲得了完美愛情之後的結局。假如梁山伯與祝英台，林妹妹與寶哥哥成了夫妻，有了孩子，又會如何呢？
所以我很同意薩特的一個觀點：愛不過是個枉費心機的企圖，這個企圖就是占有一個自由。情人們既要求這個誓言又恨它，他想被自由所愛，又要這個自由是不再自由的自由。——這真是一個天大的俘論。我想，能超越這悖論的，大概隻有死亡了。愛走向美的極致便是死，可惜這是文學藝術的審美需要，凡人們大抵無此勇氣，也無此必要罷。
於是大家隻好做夢了。而且最好誰也別說破這夢境。如果一個成年人向孩子道破了聖誕老人的秘密，那麼這孩子大概會難過得連鞋子裏的糖果也不吃了。
其實糖果還是要吃的。愛情也是存在的。我不過是以為，真正的愛隻有一瞬。人生何等短暫，有了這瞬間的輝煌，便已十分豐足了，又何必去追求永恒？！正因了世上沒有永恒的愛，愛才成為永恒的主題。
３不務正業與人生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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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裏的一天，睛空麗日。位於東城區帥府園的中央美院畫廊外麵刷出一行鬥大的字：徐小斌刻紙藝術展。墨跡未幹，便有朋友們結伴而來了。
一切都依靠著朋友。從經費到聯係到布展到展出，僅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大約是因了爬格子的人搞刻紙，使人感到新鮮、好奇的緣故，觀者甚眾。留言簿上寫了不少溢美之詞，令人汗顏。報社、電視台紛至遝來。亦有美商想以高價購買我的幾幅作品（自然這筆買賣沒有做成，由於我的缺乏商品意識，至今不曾打算出售任何一件作品，盡管它成本極低並且耗時不多）。一時頗令人鼓舞。
更令人鼓舞的是，艾青坐著輪椅而來，細細看了全部作品。
早就聽說艾老學過美術，對於民間藝術，尤為喜愛。隻是艾老前不久身體欠安，行動不便，大家都猜他未必能來。艾老卻來了，而且是第一位觀眾。當他攜夫人高瑛精神矍爍地出現在展廳裏，顫巍巍地在簽名薄上寫下“艾青”兩個字時，我和朋友們都深深地感動了。果然，艾老對於許多展品都有內行的評價。當他看到《水之年輪〉〉、《沉思的老樹及其倒影》等作品時，良久不語，最後看著我很認真地說：你這每一幅都是創作，想法很獨特，應當拿去發表。
拒絕象征，拒絕深度，拒絕一切沉重的文化代碼，這就是刻紙的密訣，它應當符合目前“商業神話”的規則。
這種創作非常讓人著迷。
由著迷而激發著靈感，由靈感而轉化成作品，由作品而成為展品。卻拒絕由展品成為商品。正是因為缺了這一環，良性循環中斷了。按朋友的話來講，也就是在為新的“不務正業”找理由吧。
然而我常常在想，真的是不務正業嗎？那麼究竟什麼是“正業”呢？我學的是經濟，卻走上了爬格子的路，後來又搞影視，搞民間美術……可謂雜亂無章，無“正業”可言了。可是，生活卻因此而豐富起來，生命卻因此而鮮活起來，這不務正業帶來的一切，值了。
而且，世上一切學問、一切藝術都是相通的，這道理古人似乎早就明白。舞劍和繪畫有何關係？而吳道子觀斐民舞劍竟“揮毫益進”；聽水聲與寫字有何關係？而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草書益佳”；更有打球築場、閱馬列廄、華燈縱博、寶釵豔舞、瑟琶弦急、羯鼓手勻……這些與寫詩有何關係？而陸遊卻因此“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無曆曆，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
據說，人腦有許多億個神經細胞。人從生到死，這些灰白色的神經元僅僅使用了很少的一部分，而人有著許許多多的潛能未曾挖掘。從這個角度來說，人作為生命有機體，與應有的使用價值相比，是太微乎其微了。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的大悲哀。人們有時太注重目的，注重目的的結果往往是一生隻能做一件事。專心做一件事，隻要智力健全，一般都能成功。但這成功的代價，卻是一種巨大的心智的浪費。從生命的意義來說，人，應當敢於不斷否定自己，敢於不斷變化，敢於進行出世和入世的自由轉換，敢於不斷更新遊戲方式。雖然這樣的人生很難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是，他將象飛鳥一般，既享受天空的輕靈高遠，又享受大地的博大深沉。在他不斷掙脫常軌的瞬間，他的生命將不斷爆發出美麗和輝煌。我想，在他的幕碑上可以驕傲地刻下這一行字：他，生活過了。
今年《精品》雜誌問世，發了一組我的刻紙。我看到了，自然想起三年前的展覽，想起艾老。於是很想對他說說上述這番話，不知艾老以為然否。
四 形象如何在失語中顯現
當代神話：生命之輕如何托起生命之重
——關於長篇小說《敦煌遺夢》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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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明（以下簡稱陳）：徐小斌，看了你的《敦煌遺夢》，感到非常驚奇。我覺得你出手不凡，進行了非常大膽的嚐試。如何把一部作品寫得既引人入勝，又有文學性，是純文學當前麵臨的大難題。我覺得你在這裏進行了非常有益的嚐試。很想知道你是如何設想的。
徐小斌（以下簡稱徐)：我做了很多年的敦煌夢。十幾歲的時候，在當時教我畫畫的老師家裏第一次看到敦煌壁畫的畫冊，很著迷，也很向往。1990年我辦個人刻紙藝術展，當時還沒去過敦煌，僅僅憑著想象和夢境搞了幾幅關於敦煌的作品，居然還挺受歡迎。這次小說中的幾幅紙刻插圖就是當時的展品。1991年，中國作協給了我一個去敦煌的機會。去之前我有點不安，因為很多地方都是“一見不如百聞”……
陳：（笑）對。很多旅遊勝地都如此。
徐：（笑）是啊，所以我很怕我的敦煌夢就此破滅。但是事實恰恰相反，敦煌藝術的真跡其實是任何精美畫冊所無法表現的。而且我感到敦煌是個特殊的地域，這種人傑地靈的地方似乎到處都藏匿著故事，有一種很強的神秘感，可以激發人們無窮無盡的想象……特別是看了元代密宗洞之後，當時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感到那些歡喜佛修持的形式很神秘，我得它很像是古印度的太極圖：陰與陽既對立又統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回來之後我看了大量關於藏密的‘書，藏傳密宗實在是非常偉大的，我們了解到的僅僅是皮毛，拿灌頂來說，就分為很多等級，最高層次的灌頂才是雙身修密，我覺得這種修持形式似乎代表了密宗的某種人生哲學。有了這些感受，就有了寫書的欲望。還要特別說明一點，我和佛教多少還算有點淵源，我的外婆就是個虔誠的佛教徒……
陳：哦，家學淵源。
徐：（笑）從小就很熟悉拜佛的那一套外部形式，但是在小時候，從來沒覺得佛教多麼偉大，對於佛，我隻有一種感覺，就是恐懼。我覺得一個孩子來到世上會本能地感覺到恐懼，因為對孩子來說世界充滿了危險、神秘和不可知……
陳：我注意到你非常愛寫恐懼主題。
徐：（笑）是嗎？
陳：（笑）是啊。包括你前幾年寫的《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去年在《北京文學》發的《末日的陽光》等。當然這恐懼是不同的。前者是寫對於外部世界的恐懼，而後者則是寫一個少女在青春萌動期對於自我的、對女性本能的恐懼，我覺得你處理得非常有特點。……《敦煌遺夢》是對於宗教神秘現象的一種恐懼。我特別注意到你把恐懼主題和世俗陰謀對接起來，這樣的處理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對宗教了解不多，我記得維特根斯坦說過這麼一句話：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麼樣，而是世界是這樣”。人們往往認為宗教是解釋世界是“怎麼樣”，其實不是的。我認為宗教，特別是你剛才提到的密宗、灌頂等儀式化的東西，其實都是最簡單的生活事實。這些事實被掩蓋了。而當我們回到“生活就是這樣”的時候，反而感到了神秘和不可思議。宗教神秘和世俗陰謀是生活中最本質的事實，你把它寫出來，使人感到既驚心動魄，又吸引人遊走下去。你統設得很好，穿插了一些男人女人的故事，在宗教意義上折射出來的、世俗生活中最平常的男女互相吸引的故事。你說是不是這樣？
徐：是的。我在裏麵貫穿了一種想法：愛和自由從來是個悖論。薩特有句話我很欣賞，他說：愛是個枉費心機的企圖。這個企圖就是占有一個自由。情人們想被自由所愛，又要求這個自由是不再自由的自由。事實也是如此。你剛才提到我小說中的恐懼主題，其實愛和恐懼也是並存的。譬如敦煌中的女主人公肖星星，很想完成一種美麗的愛情體驗，但是在聽到了別人的愛情表白之後又感到恐懼，她和向無曄有段對話很能說明這種心理。無曄作為一個健康的少年，認為在愛情中精神和肉體是不可分的，人應當實現一種自然的完全的愛。而星星卻認為，任何東西都不能完全，完整的愛意味著愛的結束，而愛的結束則意味著仇恨或死亡。當然，愛走向美的極致就是死，隻有死亡可以超越那個悖論，可惜這隻是文學藝術中的審美需要，凡人們既沒有這種勇氣，更沒有這種必要。我的另一部長篇《海火》也有這種想法，在那裏麵我引用了保羅·安格爾的一句詩“人哪，你這又愛又怕的傻瓜……”對人來說，愛和恐懼確實是並存的，敦煌的男女故事裏通篇都是又愛又怕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