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10月11日 第一章 國內
1086年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逝世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哲宗時官至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堅持舊製，反對王安石新法。主持編纂《資治通鑒》。詩文有《司馬文公集》。
司馬光，生於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於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曆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製兼侍講、知諫院、禦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禦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
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曆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製，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熏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漢風"，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並不以此"矜誇滿誌，昆明於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誌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後的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對古籍閱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於胸。他隨讀隨作劄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劄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閱讀，而更為深沉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出現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除上疏陳述主張外，在他本人的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於國家的決策方略，尤其在薦賢斥佞的鬥爭中，他犯顏直諫，麵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製度的製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見不同、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曆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著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說："餘欲托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舊說，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30多歲時，已醞釀出《通鑒》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曆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誌》八卷，說明他在政事活動之餘，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讚、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鑒》，並親製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範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鑒》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鑒》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於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隻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通鑒》的編寫，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排列叢目；二、編寫長編；三、刪改定稿。一二兩步，在主編指導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則完全由主編一人完成。全書的發凡起例由主編拿出後，編寫過程中的具體方法和原則，司馬光強調了以下幾個方麵：
一、嚴格的選材。叢目、長編的取材盡量廣泛，提出"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所選史料內容則著重在國家興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麵，目的在提供治國借鑒，反映生民休戚的情況。這樣，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誌等總數不下300多種。長編長達650O多卷，3000多萬字。
二、精心的考異。隻有真實才有價值，隻有有價值才能具備借鑒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對史料進行考異，而司馬光除將考異所選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將各種不同的說法和鑒別理由加以逐條說明，著成《通鑒考異》30卷，與《通鑒》一起奉上。由於考異中"抉擇幽隱，校計毫厘"的嚴謹態度，大大增強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實性，《通鑒》以信史著稱，離不開《考異》的輔翼作用。而這種著史方式，為後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證史實見長的乾嘉學派，正是沿著這條路子發展起來的。
三、編製目錄。《通鑒》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史實，是一部總計294卷的長篇巨著，為翻檢方便，於修史同時編寫《通鑒目錄》30卷，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隻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曆法、天象、目錄、舉要、索引集於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通鑒》體更臻於完善，將我國的曆史編纂學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體。編年體記事簡明扼要，但受時間限製使史事拖遝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馬光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為交待前因後果，大量采用連載、主載、附敘、追敘、補敘等寫法，帶有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的性質，表現出突破編年體，醞釀紀事本末體的趨勢，對南宋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有啟迪先導之功。這一改造，使古老的編年體例煥發了新的生命力，後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個從古至今的編年史書係統。這一係統中，《通鑒》以通史成書，便幹"探明變化之由，尋求演變之跡"，與唐宋以來社會上"主通明變"的思潮相吻合，也與"資治通鑒"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貫通。集體寫書，由於手筆不同，風格各異，容易產生割裂駁雜的現象，但《通鑒》的語言風格如出一人之手，渾然一體，毫無雕琢彌縫的痕跡，這正是司馬光精心改編和加工的結果。有著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馬光，尤長於敘事，款款寫來，原委了然，文字優美而質樸，格調古雅渾厚而又簡潔曉暢，真可謂別具匠心，自成一體。有許多場麵和人物描寫，已成文學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戰爭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的敘述，更是勝炙人口，引人入勝，超越了所有其他史書的記載，成為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寫附論。我國史家借論讚以寓褒貶勸戒之意，已成傳統。司馬光在《通鑒》一書中附論，不僅數量多，而且篇幅長。全書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論，其餘全為親手撰寫。所論多為治亂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寫史論與奏疏基礎上，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裏行間，充滿著匡輔的誠意和情感，寓褒貶臧否於其中，體現出因事勸諫的良苦用心，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用人原則，都針對現狀提出了革除弊政的曆史借鑒，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更具匠心的是，這麼多的附論，與《通鑒》的內容取舍編排，竟是這樣的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成為貫徹"資治"這一著史目的的點睛之筆。詳實、體例精善、敘事生動、議論深刻、文風質樸的史學巨著終於完成了。主編司馬光所耗費的心血是難以估量的。在《進通鑒表》中，他說："研精極慮，窮竭所有，目力不足，繼之以夜。"有人見其殘稿堆積有兩屋之多，皆蠅頭小字，字字端謹，無一字潦草。書成之後，66歲的司馬光，已是"骸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了。所以傾畢生精力於此書，還在於寄托其治國的熱望，他懇切地希望皇帝通過觀覽此書，能夠"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鹹蒙其福"。這樣，他也就"雖委骨九泉，誌願永畢了"。這不正說明了他著史是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嗎？
實際上，《通鑒》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鑒，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鑒，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說："《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近千年的曆史證明：《通鑒》已與《史記》一樣，被人們並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鑒學"。如今，對《通鑒》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鑒。這一發展趨勢，是司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絕貢獻的必然結果。
司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鑒》係列著作中，還有《通鑒舉要曆》80卷、《曆年圖》七卷、《稽古錄》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種，200餘卷，是他對我國史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詩詞等各方麵進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孝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話》、《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
司馬光雖熱心於治國，但由於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直到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後，67歲高齡的司馬光，隨著要求廢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宮中，擔任了相職，開始"元佑更化"，盡罷新法。他執政一年半，竭盡全力日夜操勞，耗盡了畢生心血之後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至於畫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掛象，飯食必祝"。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宰相，能得到民眾這樣廣泛真誠的悼念，實屬罕見，也是曆史的必然。
1896年孫中山被清政府駐英公使誘騙綁架
康德黎（JamesCantline,1851-1926）：孫中山的老師，英國人，阿爾伯丁大學畢業，曾為倫敦外科名醫。1885-1896年任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之前已任醫學教授兩年。在該院執教將近十年，為中國培養不少西醫人材。孫中山先生即為其得意學生之一，且以其品學兼優而備受器重。康德黎學識淵博，待人誠懇，教學認真而有方。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康德黎不辭勞苦，多次前來協助孫中山為病人施行外科割治手術。回國後任倫敦市議會顧問醫師。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蒙難時，遭清使館綁架，康德黎全力營救，終於使孫中山安全脫險，從此兩人關係益加密切。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康德黎大喜過望，特著《孫逸仙與新中國》（SunYat-SenandAwakeningChina）一書，稱譽孫中山的偉大人格及其領導中國革命的目的，建設新中國的步驟等。1919年孫中山著英文《實業計劃》一書，親自題辭，贈與康德黎。孫中山逝世後，康德黎在倫敦參加追悼會，報告孫中山生平事跡，聲淚俱下。兩年後即病逝於英國，年七十五歲。
1911年武昌起義軍推舉黎元洪為都督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縣夏店（今屬大悟縣）人，寄籍江夏縣（今武昌縣），祖籍江西南昌。
1883年(清光緒九年)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1884年畢業後曾任廣東水師"廣甲"艦二管輪，後一度調湖北槍炮廠當差任監工。其後又隨"廣甲"編入北洋水師，參加了中日黃海大戰，艦毀鳧水獲救。1895年應署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召赴寧，監修新式炮台，先後任獅子山等處炮台總教官，專台官，頗受器重。1896年隨張回鄂，任槍炮廠監製兼護軍後營幫帶官，參與訓練新軍。1898年至1901年，曾三赴日本考察軍事、政治。歸國後1906年，擢升暫編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修造江陰、江寧兩炮台。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時，他隨赴武漢，並在編練新軍中多次鎮壓革命活動，親手殺害起義士兵。武昌起義時，他藏在幕友劉文吉家中。因革命黨領袖均不在武漢，革命黨人缺乏經驗和自信，強迫他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當選為副總統。袁世凱竊取政權後，仍任原職。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篡改約法，改設參政院，被任為院長。1915年袁稱帝時，黎元洪極為反感，被封為武義親王，未受。袁世凱死後，由副總統繼任總統。與國務院總理段祺瑞發生"府院之爭"。段利用張勳將黎元洪驅走，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1922年，他在直係軍閥支持下複任總統。旋又被直係軍閥驅逐。晚年投資實業，後逝世於天津。
1950年人民解放軍向西藏進軍
1951年１月２７日，達賴喇嘛派人到印度新德裏請中國駐印大使轉達他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信中報告了他親政的情況，表示願意進行和平談判。２月２８日，達賴喇嘛派出西藏地方政府赴京和談代表團。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一貫主張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指派李維漢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同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於４月２９日在北京舉行談判。雙方代表在六輪正式會談中，進行了認真充分的協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重大問題上堅持原則立場，同時又充分聽取和考慮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所提出的合理建議。談判於５月２１日結束，達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該協議由前言和１７個條文組成，主要內容是：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鞏固祖國統一。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鞏固國防。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的各項改革必須實行，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協商的辦法解決之。實現西藏內部的團結統一，主要是達賴和班禪兩方麵之間的團結。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風俗習慣。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和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在北京勤政殿舉行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的簽字儀式。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誌遠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凱墨·索安旺堆、土登且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在協議上簽字。《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是西藏民族永遠脫離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羈絆，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友愛合作大家庭來，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區域自治權利，發展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事業，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石，亦即是西藏人民從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