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6月1日 第二章 國際
1848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出版《新萊茵報》。
馬克思的新聞工作實踐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其間根據不同社會環境的鬥爭需要，分別提出了四種報刊理論：理念社會模式下的溝通理論；離心社會模式下的批評理論；向心社會模式下的輿論一致理論；均衡社會模式下的製約理論。
可以認為，我國當代社會正在從向心社會模式向均衡社會模式轉變。新聞工作實踐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的學風為指導。馬克思主義學風的精髓即：發展和實事求是。
馬克思曆來以革命導師、哲學家、經濟學家的形象為世人所景仰，但是如果考查一下他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完成這些建樹的，我們就會發現新聞工作是最重要的手段。馬克思最初投身政治生活就是從主編《萊茵報》開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相識到合作是通過《德法年鑒》和後來在《新萊茵報》的工作；移居倫敦後馬克思同歐洲的許多報刊都有密切的聯係，對一些工人報刊更是不惜投入大量的精力加以支持；馬克思一生中為各種報刊寫作的稿件不下千篇。
除了幾十年堅持從事新聞工作實踐之外，馬克思在報刊理論，尤其是報刊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理論方麵也有著創造性的建樹。具體說來，大體上我們可以把馬克思的新聞工作實踐分為四個階段，在這四個階段的不同社會環境下，他分別參與了四種不同性質的報刊的工作，與此相應，提出了四種不同社會模式下的報刊理論。下麵一一加以陳述。
一、《萊茵報》時期--理念社會模式--溝通理論
19世紀40年代初，馬克思以"青年黑格爾派"一員的身份投身到德國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主要的活動是主編《萊茵報》。當時他仍然受到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體係的影響，把解決德國社會日益激化的矛盾的希望寄托在一個美好的"理念"的社會模型之中，這個世界觀也反映在他的報刊言論上。一方麵，他對普魯士的書報檢查製度大加批判，另一方麵卻認為如果頒布的是《出版法》而不是《檢查令》的話，言論自由就能夠得到保障。他提出報刊的"人民性"，強調報紙應當是人民的喉舌，但實際上《萊茵報》卻同當時絕大多數的報紙意見相左，相互論戰，馬克思設想中的普遍的人民性遠在天邊。在輿論監督方麵，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第三個因素"的概念。原文如下：
這樣，為了解決這些困難，治人者和治於人者都需要有第三個因素，這個因素應該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這樣，它才不會以官僚的前提為出發點；這個因素應該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時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關私人利益的需求糾纏在一起。這個具有公民的頭腦和市民的胸懷的補充因素就是自由報刊。在報刊上治人者和治於人者同樣可能批評對方的原則和要求，然而並不是在從屬關係的範圍內進行這種批評，而是作為公民--已經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理智的力量，作為合理的觀點的體現者--在權利平等的情況下進行這種批評。
馬克思認為，治人者和治於人者之間不可能有"理智的"交流，這是因為：第一，雙方都有各自的利益("官僚的前提"和"私人利益")；第二，雙方缺乏進行理性交流的前提條件，即平等的地位。
那麼，怎麼辦?
馬克思開出的藥方是"自由報刊"。他認為自由報刊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而存在，由於它擺脫了所有"前提"，已經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理智的力量"在社會中起作用，它就可以成為一種聯結在治人者和治於人者之間的紐帶，起到上情下達或者下情上達的作用。既然如此，報刊就應當享有充分的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利，報刊隻是而且應該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達者，它把它從生活那裏傾聽來的東西，公開地報道出來。
《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的報刊輿論思想是建立在一個理念社會的空想的前提下的。所謂的"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間的第三個因素"實際上是要求報刊的信息流動，起到一種增加社會有效溝通的作用。
"第三個因素"雖隻是空想，但"溝通"確是報刊進行輿論監督的重要目的之一。溝通有橫向縱向之分，縱向的又分為"上行"和"下行"兩種。當今世界不同國家的報刊起到的作用，雖然有的橫向大於縱向，有的縱向大於橫向，有的"上行"的信息多一點，有的"下行"的信息多一點，但溝通機製無一例外都是成立的。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是在一篇帶有諷刺意味的政治評論中作出關於"第三個因素"的表述的，我們現在已經無法考證他當時是否真的把這個"持中公允"的超然的自由報刊作為自己辦報的藍本，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萊茵報在揭露政府，反映"人民"--更多的是反映窮苦人--的生活方麵所花的篇幅要遠遠從於為政府說話的篇幅。盡管馬克思表示"我的意圖是純潔的"，希望"不至於認為是出於惡意"，但顯然，"治人者"並沒有這樣理解他，因為萊茵報很快就被停刊了。
馬克思在萊茵報停刊前半個月就離開了報社。也許最後的日子裏報社內部出現的分裂開始讓這位25歲的年青人思考一些更深刻的問題。
二、《新萊茵報》時期--離心社會模式--批評理論
1848年，德國暴發了三月革命。這是一場很不徹底的革命，新貴族和資產階級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權力，但是整個封建官僚體製的根基沒有發生動搖。在這個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了德國。
當馬克思作為《新萊茵報》主編重新出現在國人麵前時，人們發現，這位哲學博士帶來的是一種全新的政治觀點。馬恩在他們共同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地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取代了原來寬泛的"人民"觀點。他們指出，無產階級是現存所有階級中最具有先進性和革命性的階級，它代表著世界的未來。《新萊茵報》雖然打著民主主義的旗號，但馬恩是自覺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的。這一時期，馬恩關於輿論監督的最主要的論述是"耳目和喉舌"的提法。原文如下：
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報刊必須反對某一具體的憲兵、某一具體的檢察官、某一具體的行政長官。......目前報刊的首要任務就是破壞現存政治製度的一切基礎。
揭露統治階級，為本階級的利益發言，這就是這一時期報刊工作的實質。
《新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是把報刊置於一個"離心社會模式"中進行考查的。在這種社會中，各集團擁有各自獨立的利益關係，並通過各自的報刊反映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各集團共同的特點是對統治集團持對立乃至反對的態度。這種社會模式中的報刊往往采取以批評、揭露為主的方式，通過反對其他集團(集中表現在反對統治集團)，以求取得本集團利益的最大化。
這一社會模式在現代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局勢比較動蕩的國家中能夠找到對應。雖然在西方化的媒介生活中新聞媒介的批評和監督在個體層麵一定程度上已經外化為一種所謂的"職業準則"，但通過分析，我們還是不難找出媒介行為的階層或集團背景。
三、第一國際時期--向心社會模式--輿論一致理論
第一國際1864年在倫敦成立，1872年海牙會議後解體。第一國際並不像人們想象中的是一個緊密團結、目標一致的組織，而是一個由各自意見相左的工人政黨和團體結成的鬆散的聯盟。"盡管國際的創造人--英國工聯領導人和法國工人領袖--對國際不抱大的希望，馬克思卻把它的存在看成是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國際存在的近十年時間中，馬克思不惜放下手邊正在進行的《資本化》的撰寫，積極投身到國際的工作中去。
當時，馬克思麵臨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通過對存在於不同國家的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潮--巴枯寧主義、蒲魯東主義、拉薩爾主義等--進行批判，以保證國際在運動中的領導地位。論戰的主要場所是報刊。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關於工人組織內部報刊輿論作用的觀點逐步形成，其要點是：國際的報紙必須在宣傳上同國際保持一致。
我們容許每個支部對實際運動抱有自己的理論觀點，但是有一個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與我們的章程直接抵觸的論點。
如果國際的任何機關報效法《進步報》和《團結報》，在它們的篇幅內當著資產階級公眾討論那些隻應在地方委員會或聯合會委員會以及總委員會的會議上、或者在聯合會代表大會或全協會代表大會討論組織問題的秘密會議上予以討論的問題，那末總委員會今後有責任一概予以公開揭露和拒絕承認。
國際通過決議的形式把馬恩黨內報刊不得反對黨的觀點確定了下來。這在當時，對於國際內部統一思想，肅清各種偽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的影響，增強組織的戰鬥力，是起到了切實的作用的。這一觀點，也成為後來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黨報理論的基礎。
如果把國際作為一個小的媒介係統來考查，我們可以把它抽象為一個向心社會模式。在這個模式的社會中，統治集團同各個媒介集團利益基本一致，或者在某一特定時期擁有一個共同的社會目標。這樣，各集團之間主要采取相互合作的態度，隸屬於各個集團的媒介也采取比較自覺的克製態度，控製信息流向主要呈現由上而下的態勢，即輿論引導強於輿論監督。
作為一種常態，向心社會模式可能隻是一種理想狀態，但在某一特定時期某一特定社會，這種社會形態的確可能存在，比如在對外戰爭年代，再比如我國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些學者指出的回歸前後香港媒介普遍表現出"自我審查"意識，筆者認為也可以用這一社會模式加以解釋。
輿論一致有利於形成社會凝聚力，使社會生活擁有比較高的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輿論一致理論必須是在一個向心社會中才能發揮進步的作用。如果社會本身缺乏合力，人為地采用輿論一致理論的方式運作媒介，則可能引發一定的社會矛盾。在第一國際後期和19世紀80年代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反思。
四、晚年--均衡社會模式--製約理論
上文我們提到，在第一國際內部實行的是輿論一致的原則。一方麵，這一原則有力地支持了馬克思主義同其他各種偽共產主義派別的鬥爭，另一方麵卻也助長了黨的領導機構的權力膨脹。到70年代後期，這個問題開始尖銳地暴露出來。晚年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他們意識到工人運動中發生了兩個新的變化。
第一，黨本身已經發展壯大，理論也日趨成熟，可以而且應當提倡黨內報刊的言論自由。
第二，領導集團權力過於集中，已經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對於黨團的一些明顯帶有錯誤傾向的決策，組織內部缺乏製約機製。
馬克思逝世後，黨內關於輿論政策的矛盾越來越嚴重。
這種矛盾在1891年《新時代》發表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這件事情上表現得最為顯著。按照我們上麵提到過的馬克思的"不得提出同黨的章程直接抵觸的觀點"的原則，《哥達綱領批判》顯然是不能在黨的刊物上發表的。因此，《綱領批判》的最後發表實際上是一件違反黨的章程的事件，盡管它本質上有利於黨的發展。恩格斯不可能看不到這種邏輯上的矛盾，這個矛盾揭示的是一個製度上的缺陷，他開始思考彌補這一缺陷的辦法。
早在1885年，《社會民主黨人報》就曾經提出過一個處理黨團和黨報編輯部之間關係的準則：1.《社會民主黨人報》是全黨的而不是黨團的機關報；2.黨團是黨的代表機關，有權對編輯部的工作進行監督。但這隻是一個折衷方案，既不能有效地防止錯誤決策的產生，而且對一旦黨團同黨報，同全黨發生矛盾時如何處理的問題也沒有提供任何實質上的解決原則。
針對這一問題，恩格斯在90年代提出了一個"形式上獨立、道義上影響"的黨內報刊存在形式的構想。
你們在黨內當然必須擁有一個不直接從屬於執行委員會甚至黨代表大會的刊物，也就是說這種刊物在綱領和既定策略的範圍內可以自由地反對黨所采取的某些步聚，並在不違反黨的道德的範圍內自由批評綱領和策略。你們作為黨的執行委員會，應該提倡甚至創辦這樣的刊物，這樣，你們在道義上對這種刊物所起的影響，就會比對一半是違反你們意誌創辦的刊物要大。黨正在超越迄今存在嚴峻紀律的框框；在擁有二三百萬黨員和不斷湧入"有教養的"分子情況下，要求比至今給予更多的行動自由，雖然過去給予的行動自由不僅足夠了，而且由於規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得到了好處。你們自己同時也使黨對這種已經變化了形勢適應得越快越好。首先需要的是一個形式上獨立的黨的刊物。
"形式上獨立"為在黨的報刊上開展對黨的輿論監督創造了客觀的前提，"黨的道德"這一概念的提出在理論上拓寬了輿論監督的陣地，事實上意味著"批評無禁區"(當然，屬於保秘的問題不在討論之列)。恩格斯認為這種改革是黨發展進步的必然要求。
當然，在恩格斯的這一段表述中，"形式上獨立"的報刊隻是被勾勒出了一個雛形，年事已高的恩格斯在此後並沒有就這個概念發表更具體的論述，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也不曾實踐他提出的這一改革方案，使我們今天無法更好地了解和分析這一方案的正負麵效果，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不過，我們認為，作為馬恩在工人運動成熟時期提出的唯一的黨的報刊理論，作為恩格斯給黨內矛盾開出的一劑"藥方"，"形式上獨立，道義上影響"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地加以探討的一個概念。
我們認為，80年代之後，恩格斯所探索的實際上是一個輿論監督製度化的問題。他推薦的辦法是從製度上給報刊以獨立的地位，同黨團(領導者)和全黨(群眾)一起構成一個相互製約的社會機製。
當然，這種製約的前提是社會內部不存在本質上的集團對立。一些西方國家媒介的輿論監督作用發揮得較好，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左右國家的政治生活，我們可以說，它們在形式上具備了均衡社會的樣子，但實質上仍是集團利益爭奪的結果。另一方麵也應該看到，二戰以後，西方有些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比較人道的管理方法，企業之間在競爭的同時看到了合作的利益，國家作為一個管理機關也著力於解決貧困、失業、犯罪等一係列社會問題，在一個時期以來，階級矛盾和集團對立表現得並不顯著，似乎經曆著一個由"離心社會"朝"均衡社會"轉變的過程。
有人可能會提出，當年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影響下的蘇聯社會是不是一個均衡社會，我們認為不是。80年代蘇聯實行的所謂的"公開化、透明化"的浪潮實質上是把原先隸屬於統治集團的媒介下放到各個利益集團中去，與之結合後反過來反對統治集團的過程，是從合力機製向批評機製的轉變過程，當然，轉變的前提是當時蘇聯社會已經積累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社會總的態勢已經從"向心"轉向了"離心"。
在這裏應當指出的是，四種社會模式和四種報刊理論的劃分隻是一種抽象。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任何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模式化的社會，往往是同一個社會而兼有不同模式的特點，隻是某一個模式的特點具備得多一點或是少一點的問題。而且社會總是處在變動過程中，機械地給一個現實的社會套上一個模式是不科學的。模式化研究的意義隻是在於，它能夠提供一個相對簡化的靜態的模型，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和研究複雜的處於變動中的現實社會。
以上對馬恩在四個時期新聞工作實踐和他關於不同社會環境下報刊地位和作用的主要論述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馬克思的新聞觀經曆了一個從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早期的溝通理論和晚年的製約理論，從形式上看似乎有相通之處，但實質上卻是兩個層麵上的報刊理論，一種是空想，另一種則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科學設想。
第二，理論發展的依據是現實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勤於考察新的情況，思考新的問題，這不僅是馬克思人格魅力之所在，更是他的理論能夠永葆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在現實的新聞實踐活動中，我們應當遵循偉大導師倡導的這兩大學風：一是發展，二是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是燈塔而不是框框。如何更好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研究馬克思的理論，這是我們的一個永恒的課題。
1956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辭職
1940年11月維亞契斯拉夫·莫洛托夫對柏林進行了一次注定要倒運的訪問。這次訪問前的六周，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混亂到無法解脫的程度。對不列顛諸島，他幾乎放棄了直接攻擊，德國空軍殺氣騰騰的轟炸又沒造成明顯的牆倒屋坍，希特勒、西班牙和意大利隻好商議打擊英帝國外圍的辦法了。他在三國公約中把日本拉入軸心國，顯然是提醒美國不要幹預，他甚至摸索同法國結成聯盟的可能性。這是人們清楚的。可是，對他更加堅定地引誘蘇聯也參加三國公約裏來，我們能作何解釋呢?這是對他在軍事擊敗和引誘之間的現實主義選擇呢，還是為了迫使英國屈服、因而使希特勒得以把沒有分散的力量集中用在東線呢?
對邊緣解決辦法起促進作用的有雷德爾將軍--大概還有戈林，他常常提到那次同希特勒進行的"三小時爭論"，他力主來一個對付蘇聯的戰役，盡管爭論的日期仍然不清楚。9月初期，雷德爾就同希特勒研究那些對德國來說是懸而未決的戰略問題，26口，當他前來就這個問題進行秘密長談時，他相信對於蘇聯用安撫還是比暴力更高超的辦法。德國今冬在美國被喚醒之前，應該把英國人趕出地中海，支持意大利奪取蘇伊士運河，然後通過巴勒斯坦進入敘利亞。那時土耳其就會由德國任意擺布了。"那時俄國問題將呈現出困難的一麵。俄國基本上是害怕德國的"--希特勒同意這一點。那時，好象不必對俄國北部發動什麼進攻了。看來希特勒同意這個方案：那時候他們可能請俄國轉向波斯和印度--也是英國的外圍。對俄國來說，這地方要比波羅的海重要得多。這位海軍上將離開後，元首對海軍副官普特凱默捉到這次會見很有啟發，因為符合他的觀點，而且能使他看出來他是多麼正確。
邊緣戰略的關鍵，無論怎麼說，在於意大利，而意大利是由墨索裏尼統治著，他目空一切，手伸得很長，超出了自己的勢力範圍。意大利曾高傲地拒絕接受希特勒為他攻打埃及提供的一個裝甲軍--這次進攻於9月13日開始，四天後停止。希特勒計劃讓法國參加對付英國的聯合戰爭，為保衛北非而戰--那個月末，英國海軍企圖讓夏爾·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部隊在達喀爾登陸，維希決心予以擊退。由於維希決心的激勵，希特勒才擬定了這個作戰計劃。當然計劃也要根據意大利的不信任情緒消減程度而定。北非屬於意大利的利益範圍，意大利對那兒的法國軍隊的裁軍要求，不要降低調門，也不想讓駐紮在土倫的法國艦隊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