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總司令藎忱殉國之噩耗傳來，舉國震悼。今其靈柩於本日運抵重慶，中正於全軍舉哀悲慟之餘，謹述其英武事跡，為我全體將士告。追維藎忱生平與敵作戰，始於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迄於今茲豫鄂之役，無役不身先士卒。當喜峰口之役，殲敵步兵兩聯隊、騎兵一大隊，是為藎忱與敵搏戰之始。抗戰以來，一戰於淝水，再戰於臨沂，三戰於徐州，四戰於隨棗。而臨沂之役，藎忱率所部疾趨戰地，一日夜達百八十裏，與敵板垣師團號稱鐵軍者鏖戰七晝夜，卒殲敵師，是為我抗戰以來克敵製勝之始。今茲隨棗之役，敵悉其全力，三路來攻。藎忱在棗陽之方家集，獨當正麵，斷其歸路，斃敵無算，我軍大捷。假藎忱不死，則此役收效當不止此。今強敵未夷，大將先隕，摧我心膂，喪我股肱，豈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三百萬將士同胞之所同聲痛哭者也。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藎忱之勇敢善戰，舉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則猶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戰事之後，盧溝橋戰事之前，敵人密布平津之間，乘間抵隙。多方以謀我，其時應敵之難，蓋有千百於今日之抗戰者。藎忱前主察政，後長津市，皆以身當樽俎折衝之交，忍痛含垢，與敵周旋。眾謗群疑，無所搖奪，而未嚐以一語自明。惟中正獨知其苦衷與枉曲，乃特加愛護矜全，而猶為全國人士所不諒也。迨抗戰既起，義奮超群，所向無前，然後知其忠義之性，卓越尋常，而其忍辱負重，殺敵致果之概，乃大白於世。夫見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諸心，苟利國家，曾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固非尋常之人所及知，赤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於藎忱信之尤篤，而知之特深，藎忱亦堅貞自矢，不負平生付托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誌，此中正所謂於藎忱之死，重為國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雖然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我三民主義之精神，即中華民國之所由建立於不敝者也。今藎忱雖殉國，而我三民主義之精神，實由藎忱而發揮之；中華民國曆史之榮光，實由藎忱而光大之。其功雖未竟，吾輩後死之將士，皆當誌其所誌，效忠黨國，增其敵愾，翦此寇仇，以完成藎忱未竟之誌，是藎忱雖死猶不死也。願我全體將士其共勉之。
11月16日，國民政府在重慶北碚雨台山為張自忠舉行"權厝下葬儀式。所謂"權厝"，即暫時淺葬，以待抗戰勝利，再移靈首都南京，舉行國葬。在蔣介石、馮玉祥等軍政官員和張自忠親屬的注目下，三十三集團軍將領馮治安、黃維綱、劉振三等人揮鍬鏟土，封閉墓穴。
張自忠殉國後，國民政府為避免影響全國抗戰士氣，未立即公開發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戰三周年紀念日，才將此公諸報端。
噩耗傳出，舉國震悼。
各地軍政當局和人民群眾紛紛舉行隆重悼念活動，軍政要員及各界名流紛紛賦詩題詞，以誌哀思。甚至有的淪陷區人民得知消息後，也冒著危險暗中舉行追悼儀式。舉國上下形成一股頌揚張自忠、痛斥投降派的聲浪。
中國共產黨對於張自忠將軍的犧牲也深為震驚和痛惜。
8月6日，延安《新中華報》發表《悼張自忠將軍》的社論，高度評價張自忠的抗戰功勳。
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千餘人，齊聚中央大禮堂，為張自忠等殉國將領舉行隆重追悼大會。毛澤東、周恩來分別題寫了"盡忠報國"和"為國捐軀"的挽詞。朱德、彭德懷聯名題詞："一戰捷臨沂，再戰捷隨棗，偉哉將軍，精神不死；打到鴨綠江，建設新中國，責在朝野，團結圖存。"會議給張將軍的家屬拍發了唁電。
此後，全國各界對張自忠將軍的紀念活動一直持續不斷。1942年，馮玉樣先生仿明朝史可法墓葬揚州梅花嶺之意，將雨台山改名梅花山。過後又用自己的薪水買來梅花樹，親自帶人植於陵墓周圍。
1943年5月16日張自忠殉國3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為《新華日報》撰寫了《追念張藎忱上將》的代社論，文中說：張上將是一方麵的統帥，他的殉國，影響之大決非他人可比。張上將的抗戰，遠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識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時，張上將殆又為人之所不能為。抗戰既起，張上將奮起當先，所向無敵，而臨沂一役，更成為台兒莊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堅毅，足為全國軍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國一役。每讀張上將於渡河前親致前線將領及馮治安將軍的兩封遺書，深覺其忠義之誌，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國抗戰軍人之魂!
一個軍人，戰死沙場，可謂死得其所，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張自忠之死卻有其非同尋常之處：他是中國抗日戰爭中以上將集團軍總司令身份為國捐軀的惟一一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世界反法西斯陣營50餘國戰死沙場的最高將領。因此，張自忠之死是中國抗日戰爭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大事件，此其一。其二，張自忠的死，決非"倉促成仁"或遭遇不測，而是懷著"我死則國生"之壯誌，背負著輿論誤解的冤屈，抱定為國家民族盡忠的久決之心，力戰不退，以身殉國的，這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軍人武德的最高表現。他的死，使中華民族在危急存亡之秋痛失一員大將，這無疑是一個重大損失；但另一方麵，他的死卻有著比生更加偉大的意義--他的死，為中國人民樹立了一個忠勇奮鬥的榜樣，堅定了中國人民戰勝日本、爭取勝利的信心；他的死，震動了那些自私自利、貪生怕死、動搖妥協之徒。促使他們懺悔省悟，改過自新；他的死，更在日本侵略者麵前昭示了中國人、中國軍人的莊嚴人格，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的英雄氣概和誓死救國的堅強決心。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他們是民族的脊梁，是他們用奮鬥和犧牲支撐起民族精神的大廈。他們在民族危難之際所表現的不屈不撓、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最高體現，對於維係民族的生存，推動民族的曆史進程具有重大意義。
張自忠之所以能夠成為民族英雄，在於他能經得起生與死的最嚴峻的考驗，並把個人的生死與民族的存亡合為一流，與億萬人民的命運融為一體。到了這步境地，他便能夠超越一己的利害，敞開寬大的胸懷，變得忠勇、謙恭、堅忍、無私，便能夠在國家憂患、民族不幸的關頭挺身而出，擔當重任，誓死奮鬥，為國捐軀。
孫中山先生曾說："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樹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張自忠以自己的熱血和生命實踐了孫先生的遺訓。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自忠雖然死去，但他的氣節和精神，已經超越了他的生命和他所處的時代，而彙入了中華民族精神的浩蕩長河之中。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之所以長久地紀念他，緬懷他，原因就在於此。
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激勵下，張自忠耗盡心血，勤懇工作，為國家練就10餘萬抗戰勁旅，培養了數千名抗戰的中堅幹部；他身經百戰，拚死殺敵，率部殲滅日本軍隊不下6萬人，捍衛了祖國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成為一代抗日名將。
然而，這番轟轟烈烈的功業決不是輕易得來的，成功的背後是不懈的努力。對張自忠知之甚深的馮玉祥先生，把他的特長和成功經驗歸納為14條：英勇果斷；肯犧牲自己；韌性的戰鬥，不知道什麼叫休息；吃苦耐勞，與士卒共計苦；重視軍民關係；虛心接受部屬意見；注重幹部培養並延攬人才；明是非不將就；知恥；以身作則；不愛錢；好學；不畏難；體貼部下。這14點，後來被人們稱之為"自忠精神"。應當說，"自忠精神"是張自忠能夠成功的原因所在，更是他奉獻給祖國和人民的最可寶貴的財富。一個人的功業無論如何輝煌也畢竟是有限的，而他的精神卻可以在後來者的繼承發揚中獲得永生，從而發揮無盡的力量。馮玉祥先生所書的"藎忱不死"四個大字，恐怕就是這個意思。
張自忠生於憂患，長於憂患，死於憂患。他在憂患中奮鬥了一生，竭盡了全力，最終卻未能看到勝利的一天，這是多麼遺憾的事!但他的奮鬥沒有白費，他的努力加速了勝利的到來。他為國家、民族付出了一切，也得到了很多，這就是良心的安慰和後人的敬仰。他以血汗乃至生命的代價實踐了自己的誓言："活要活得像個樣子，死要死得像個樣子！"他的一生，沒有愧對國家民族，沒有愧對祖宗後代，沒有愧對長官朋友，更沒有愧對軍人的稱號。他的戰功可誇，他的品行可嘉，他的氣節可頌。在中華五千年曆史上，能達到如此境界的人，為數並不多。
張自忠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天才。他的經曆告訴人們：一個人的成功，主要不在於他有多高的天賦，也不在於有多好的客觀環境，而在於他是否具有堅強的意誌和正確的奮鬥目標，隻要腳踏實地，百折不撓，一步一個腳印地向著崇高的理想邁進，總會有所成就。
文學家鬱達夫說得好："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拎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這是多麼精辟的真知灼見!
讓我們用金色的大字，把張自忠--這位膽氣豪壯、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的名字，鐫刻在中華民族曆史的豐碑上!
18日上午，忠骸運抵快活鋪，三十三集團軍將士痛哭相迎。馮治安將軍和兩名蘇聯顧問含淚查看了張將軍傷勢，發現全身共傷8處：除右肩、右腿的炮彈傷和腹部的刺刀傷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額各中一彈，顱腦塌陷變形，麵目難以辨認，唯右腮的那顆黑痣仍清晰可見。馮將軍命前方醫療隊將遺體重新擦洗，作藥物處理，給張將軍著馬褲呢軍服，佩上將領章，穿高筒馬靴，殮人楠木棺材；然後率眾舉行了莊重的祭奠儀式。
李宗仁是17日接到馮治安電報才得知張自忠殉國的。據說，李驚聞噩耗，痛哭失聲，兩眼紅腫，自言"精神恍惚，若有所失"。
18日，馮治安、李文田聯名致電馮玉祥先生，報告了張自忠殉國經過。這時，馮先生一家住在重慶歌樂山陳家橋。得知張自忠死訊，馮先生和在場的李德全夫人及隨從們，無不痛哭失聲。馮先生說："我讀了這個電報真如晴天霹雷，震我肺腑，我不僅哀痛這位二十五年來共患難艱苦的老兄弟的死亡，更痛惜在此抗戰的重要階段上犧牲了一員大有作為的猛將，這真是全民族的重大損失：""九個月前，他向我說的堅決殺敵的話語，不料竟成了遺言；九個月前，雄健勇武的身軀，不料而今'閉於一棺，不能重睹了!真是如斷我臂，痛徹心胸!"
5月21日晨，李致遠參軍、徐惟烈顧問奉馮治安之命，率領手槍隊乘6輛卡車從快活鋪啟程，護送張自忠靈柩前往重慶。沿途數萬群眾，揮淚祭奠。
車抵宜昌，10萬群眾自發送殯，全城籠罩在悲壯肅穆的氣氛中。敵機在上空盤旋吼叫，卻無一人躲避，無一人逃散。張自忠靈柩在此換船，溯江而上重慶。28日晨，船抵儲奇門碼頭。蔣介石、馮玉樣、何應欽、孔樣熙、宋子文、孫科、於右任、張群率文武百官臂綴黑紗，肅立碼頭迎靈，並登輪繞棺誌哀。蔣介石看來真的動了感情，在船上"撫棺大慟"，令在場者無不動容。據說，蔣介石的辦公桌從此擺上了張自忠的遺像。
28日下午，蔣介石率文武百官和各界群眾在儲奇門為張自忠舉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儀式。蔣親自主祭，氣氛莊嚴，極盡哀榮。當天，蔣介石還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通電全軍，表彰了張自忠一生的勳績：
張總司令藎忱殉國之噩耗傳來，舉國震悼。今其靈柩於本日運抵重慶，中正於全軍舉哀悲慟之餘，謹述其英武事跡，為我全體將士告。追維藎忱生平與敵作戰，始於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迄於今茲豫鄂之役，無役不身先士卒。當喜峰口之役，殲敵步兵兩聯隊、騎兵一大隊，是為藎忱與敵搏戰之始。抗戰以來，一戰於淝水，再戰於臨沂，三戰於徐州，四戰於隨棗。而臨沂之役，藎忱率所部疾趨戰地，一日夜達百八十裏，與敵板垣師團號稱鐵軍者鏖戰七晝夜，卒殲敵師，是為我抗戰以來克敵製勝之始。今茲隨棗之役，敵悉其全力，三路來攻。藎忱在棗陽之方家集，獨當正麵，斷其歸路，斃敵無算，我軍大捷。假藎忱不死，則此役收效當不止此。今強敵未夷，大將先隕，摧我心膂，喪我股肱，豈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三百萬將士同胞之所同聲痛哭者也。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藎忱之勇敢善戰，舉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則猶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戰事之後，盧溝橋戰事之前，敵人密布平津之間，乘間抵隙。多方以謀我，其時應敵之難，蓋有千百於今日之抗戰者。藎忱前主察政，後長津市，皆以身當樽俎折衝之交，忍痛含垢，與敵周旋。眾謗群疑，無所搖奪，而未嚐以一語自明。惟中正獨知其苦衷與枉曲，乃特加愛護矜全，而猶為全國人士所不諒也。迨抗戰既起，義奮超群，所向無前，然後知其忠義之性，卓越尋常，而其忍辱負重，殺敵致果之概，乃大白於世。夫見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諸心，苟利國家，曾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固非尋常之人所及知，赤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於藎忱信之尤篤，而知之特深，藎忱亦堅貞自矢，不負平生付托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誌，此中正所謂於藎忱之死，重為國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雖然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我三民主義之精神，即中華民國之所由建立於不敝者也。今藎忱雖殉國，而我三民主義之精神，實由藎忱而發揮之；中華民國曆史之榮光，實由藎忱而光大之。其功雖未竟，吾輩後死之將士，皆當誌其所誌，效忠黨國，增其敵愾，翦此寇仇，以完成藎忱未竟之誌，是藎忱雖死猶不死也。願我全體將士其共勉之。
11月16日，國民政府在重慶北碚雨台山為張自忠舉行"權厝下葬儀式。所謂"權厝"，即暫時淺葬，以待抗戰勝利，再移靈首都南京，舉行國葬。在蔣介石、馮玉祥等軍政官員和張自忠親屬的注目下，三十三集團軍將領馮治安、黃維綱、劉振三等人揮鍬鏟土，封閉墓穴。
張自忠殉國後，國民政府為避免影響全國抗戰士氣，未立即公開發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戰三周年紀念日，才將此公諸報端。
噩耗傳出，舉國震悼。
各地軍政當局和人民群眾紛紛舉行隆重悼念活動，軍政要員及各界名流紛紛賦詩題詞，以誌哀思。甚至有的淪陷區人民得知消息後，也冒著危險暗中舉行追悼儀式。舉國上下形成一股頌揚張自忠、痛斥投降派的聲浪。
中國共產黨對於張自忠將軍的犧牲也深為震驚和痛惜。
8月6日，延安《新中華報》發表《悼張自忠將軍》的社論，高度評價張自忠的抗戰功勳。
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千餘人，齊聚中央大禮堂，為張自忠等殉國將領舉行隆重追悼大會。毛澤東、周恩來分別題寫了"盡忠報國"和"為國捐軀"的挽詞。朱德、彭德懷聯名題詞："一戰捷臨沂，再戰捷隨棗，偉哉將軍，精神不死；打到鴨綠江，建設新中國，責在朝野，團結圖存。"會議給張將軍的家屬拍發了唁電。
此後，全國各界對張自忠將軍的紀念活動一直持續不斷。1942年，馮玉樣先生仿明朝史可法墓葬揚州梅花嶺之意，將雨台山改名梅花山。過後又用自己的薪水買來梅花樹，親自帶人植於陵墓周圍。
1943年5月16日張自忠殉國3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為《新華日報》撰寫了《追念張藎忱上將》的代社論，文中說：張上將是一方麵的統帥，他的殉國，影響之大決非他人可比。張上將的抗戰，遠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識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時，張上將殆又為人之所不能為。抗戰既起，張上將奮起當先，所向無敵，而臨沂一役，更成為台兒莊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堅毅，足為全國軍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國一役。每讀張上將於渡河前親致前線將領及馮治安將軍的兩封遺書，深覺其忠義之誌，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國抗戰軍人之魂!
"文化大革命"全麵開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它針對同年2月中共中央轉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提出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論、方針和政策；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在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即"中央文革")。
"通知"提出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開展徹底批判，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指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結論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
附錄："十年內亂"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全麵奪權
正當黨帶領全國人民完成調整任務，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發生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彙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導火線。這篇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曆史學家吳晗，毫無根據地攻擊他於1960年為響應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而寫的《海瑞罷官》一劇，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到1966年初，批判涉及的範圍迅速擴大到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對這場學術批判中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經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並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彙報後，這個提綱於2月12日轉發全黨。
二月提綱擬訂前後，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到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整理出《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修改後，於4月10日以中央文件的名義批發全黨。《紀要》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個紀要提出的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著文藝界領導人的，而且是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的。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批判。5月16日，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麵批判，要求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決定停止彭、羅、陸、楊的領導職務，並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又稱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個小組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
5月底6月初，從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陳伯達率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到青年學生起來"造反"，這一係列行動表明，"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已正式開始。6月上旬，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運動，引起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尖銳分歧。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於7月28日決定撤銷工作組。接著，工作組被指責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8月，毛澤東主持召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後，會議轉為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揭發批判。8月8日，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正式確認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傾指導方針，在黨內完成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會後，劉少奇、鄧小平等一些中央領導人相繼受到批判。
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隨後，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席卷全國的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破"四舊"，隨後發展為"炮打"當地黨政領導機關的暴烈行為。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進入所謂"奪權階段"。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政法機關失去作用，工礦企業停產或半停產，交通嚴重堵塞，全國處於嚴重混亂狀態。
麵對日益惡化的社會局勢，毛澤東多次發表談話，簽發通告、命令等文件，並派軍隊進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力圖控製和穩定局勢。但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動下，社會動亂非但沒有得到控製，相反卻愈益加劇。
這種局麵使黨內一批老同誌憂心如焚。在1967年1月擴大的軍委碰頭會和2月11日、16日兩次有許多政治局委員參加的碰頭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誌，對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提出嚴厲批評。他們的正義呼聲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壓製和打擊。此後，中央文革小組基本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職能。
經過持續20個月的"全麵奪權"，到1968年9月，全國（台灣省除外）29個省、市、自治區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林彪集團的覆滅和糾"左"努力的受挫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成立後，毛澤東決定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了給九大作準備，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黨的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給劉少奇扣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莫須有的大帽子，並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有黨員2200萬人。九大是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尚未建立，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複組織生活的情況下召開的。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和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肯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進黨章"總綱"。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隨後舉行的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組成。在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集團的骨幹和親信占了半數以上。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它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
九大以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傷害了大批幹部群眾。
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鬥爭在九大以後愈加劇烈。林彪集團感到"接班人"地位受到威脅，在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以設國家主席為題首先發難，引起混亂。毛澤東立即采取措施，製止混亂，並於8月31日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點名批評陳伯達。
九屆二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毛澤東采取一係列措施，使林彪集團陷於被動的境地。林彪集團眼見形勢對他們不利，決心鋌而走險，密謀在毛澤東南行旅途中對他采取謀殺行動。由於毛澤東高度警惕並機智地采取措施，這一謀殺計劃破產。林彪等人於9月13日淩晨外逃叛國，墜機身亡。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係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
林彪事件發生後，全國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多次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問題。這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誌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周恩來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麵的工作有了轉機。周恩來的糾"左"努力遭到江青集團的反抗。在周恩來同江青發生尖銳對立的情況下，毛澤東認為當前的主要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致使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努力被中斷。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有黨員2800萬人。這次代表大會雖然是在粉碎林彪集團後召開的，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導方針沒有改變，因而不可能從根本上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繼續九大的"左"傾錯誤。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江青集團的一大批骨幹分子進入中央委員會。隨後十屆一中全會選出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王洪文、康生當上中央副主席，使江青集團的勢力在中央政治局中得到加強。
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四人幫"，企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野心和活動更加擴張。一場更加激烈的鬥爭正在醞釀和爆發。
全麵整頓和江青集團的覆滅
黨的十大以後，"四人幫"憑借其膨脹的權勢，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把周恩來作為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標，先是在一些單位發動"反右傾回潮運動"，後又發動"批林批孔"運動。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這場運動使剛剛趨向穩定的局勢又混亂起來，國民經濟重新遭到破壞，工業生產再次下降。
毛澤東對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圖謀有所察覺，並多次對他們提出批評。他還批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搞幫派活動，在黨的最高領導層內提出了"四人幫"問題。
1974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人幫"加緊了篡奪更多權力的陰謀活動。此前，毛澤東已提議由在1973年恢複副總理職務的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江青一夥極為不滿，企圖加以阻撓。毛澤東嚴厲批評了江青等人，重申總理還是總理，並提議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1月上旬召開的黨的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這對於挫敗江青的"組閣"陰謀，保證四屆人大召開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新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大會選舉朱德繼續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12人為副總理。大會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選，為鄧小平主持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
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病重的周恩來繼續住院治療。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建設是大局的思想和全麵整頓的任務，與"四人幫"進行堅決鬥爭，果斷地對各條戰線，包括交通、工業、軍隊、科技、文化、教育、黨組織等方麵進行整頓。經過整頓，大部分地區的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整頓在短時間內收到顯著成效，得到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支持。這些工作，實際上是在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恢複黨的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方針、政策。
鄧小平領導的全麵整頓，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1月下旬，毛澤東聽信"四人幫"的誣告，動搖對鄧小平的信任，決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2月2日，經毛澤東提議，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四月間，爆發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全國範圍的群眾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鮮明地表現了人心的向背。它雖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遭到殘酷鎮壓，但是為後來粉碎江青集團奠定了強大的群眾基礎。
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當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商討粉碎"四人幫"後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會議通過由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的曆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創造了前提。
十年間經濟、外交工作的進展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場內亂使國家建設受到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從一些局部看，從一些階段和領域看，由於黨和政府還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麵進行了許多活動，由於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各階層的群眾，絕大多數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在各自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和生產，以不同的方式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抵製和抗爭，因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製，經濟、科技、外交諸方麵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在這期間，國民經濟取得的主要進展是：
農業生產條件有了一定改善，糧食生產有了一定增長。這十年間，國家對農業的資金、物資投入不斷增加。1976年與1965年相比，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和農業貸款增長50.8%；農業機械總動力增長6.9倍，其中，大中型拖拉機增長4.5倍；排灌動力機械的擁有量增長4.9倍；化肥施用總量增長2倍；農藥生產量和進口量增長90.6%；農村用電量增長4.5倍。如果不講投入與效益的比率，單從生產總量上看，1976年，全國農業總產值達1197.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65年增長35.3%，平均每年遞增2.8%。全國糧食總產量28631萬噸，比1965年增長47.2%，平均每年遞增3.6%。
大型工業企業有較大發展。石油工業發展較快，大慶油田形成年產原油5000萬噸的大型企業，山東勝利油田﹑天津大港油田也初具規模。1976年原油產量達8716萬噸，相當於1965年的7.7倍。隨著原油產量的增加，石油化學工業也得到發展。冶金工業新建了四川攀枝花鐵廠、甘肅酒泉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等重要企業。機械工業建設了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四川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陝西富平壓延廠﹑四川大足汽車廠等。煤炭工業建設了貴州六盤水，四川寶鼎山﹑芙蓉山，山東兗州等大型煤礦。電力工業建設了甘肅劉家峽，湖北丹江口﹑葛洲壩，貴州烏江等大中型水電站。
一批交通運輸線、輸油管線和郵電通信設施相繼建成。1959年動工的南京長江大橋於1968年建成，這是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鐵路﹑公路兩用橋，全長6700米。全長1091公裏的成昆鐵路於1970年全線通車。全長820公裏的湘黔鐵路和焦枝鐵路、貴昆鐵路﹑京原鐵路﹑漢丹鐵路﹑等也先後建成。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於1975年建成。公路建設也有所進展。1976年，又建成一條縱貫八省﹑市的全長1700多公裏的中同軸1800路載波通信幹線和連通全國20多個省市的微波通信幹線。北京﹑上海還各建成一座衛星地麵站。
科學技術方麵也取得了若幹重要成就。1966年第一次成功地進行了發射導彈核武器的試驗，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9年又首次成功地進行了地下核試驗，1971年第一艘核潛艇建成並試航成功。1970年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翌年又發射一顆科學試驗人造地球衛星。1975年11月，成功發射了返回式人造地球衛星。生物技術方麵，1972年，袁隆平等育成一代秈型雜交水稻。電子技術也有進步。半導體﹑集成電路的研製和生產也取得了進展。
在這十年間，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發生的重大變化，促使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重新思考中國的外交戰略。1970年1月至2月，中美兩國代表在華沙舉行大使級會談，取得重要進展。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應周恩來邀請前來中國訪問。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中美兩國在對抗20多年之後，走上了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進程。1972年9月，日本國內閣大臣田中角榮訪問中國，於29日發表《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結束了兩國的長期敵對狀態，開始了睦鄰友好的新篇章。中美關係的轉變給國際社會帶來巨大衝擊，世界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高潮。70年代初，中國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關係獲得全麵發展，先後同加拿大、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一批國家建交。
外交上的重大成就和國際關係的改善，為中國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發展對外貿易，創造了有利的條件。1973年初，經毛澤東、周恩來批準，中國從日本、美國、西德、法國、意大利、荷蘭、瑞士等國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這批項目投產後，不僅擴大了工業生產的能力，而且有利於提高現代化生產的技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