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底，愛因斯坦結束了首次遠途跋涉，重新返回柏林。
應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的邀請，1922年初愛因斯坦在法國公學講授過幾次相對論。
在這以前不久，法國哲學學會也有過類似邀請。郎之萬在信中著重指出，這些活動將會重新活躍兩國學者間的交往。懾於當時德國科學家與任何一國都無學術交往，愛因斯坦起初婉言謝絕郎之萬的邀請，後來在和他當外長的朋友臘特瑙商量後，確信應邀訪法對促進彼此了解有益，隨即就接受了邀請。1922年3月底，愛因斯坦來到巴黎，作人們渴望已久的演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愛因斯坦是第一個在法國公開露麵的德國人。
郎之萬和另一位法國物理學家諾爾德曼在法德邊境迎接愛因斯坦。陪同他坐火車到巴黎。郎之萬和諾爾德曼得知民族主義保皇派準備在車站尋釁鬧事。因此，他們把愛因斯坦從車站邊門接進城了。其實，等候在車站前的是一群年輕的大學生，他們是想歡迎愛因斯坦，並在必要時對挑釁偷襲給予反擊。領頭的青年就是郎之萬的兒子。
3月31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愛因斯坦來到法蘭西協會最大的講演廳。為了防止搗亂分子破壞，郎之萬和前總理、數學家潘列維兩人親自把守大門，一一驗票入場。
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人道報》曾這樣報道過其中的一次報告會：
“昨天下午5時，法國公學郎之萬教授的報告廳裏座無虛席，這是第一次討論會，正像德國人說的那樣，是第一次學術討論會。巴黎所有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和各係的教授以及全體科學院院士都出席了。愛因斯坦謙虛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郎之萬身邊的桌旁，等待著解答大家對他的理論提出的問題。”
4月3日，在法蘭西協會的物理學講堂裏舉行了較小範圍的討論。愛因斯坦指出了用觀察在彼此相對運動著的係統裏的時鍾進程的方法來校準時鍾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詰難者是潘列維，一位曾熱情地談論過愛因斯坦，但批評過相對論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思想家。
3天後，4月6日，在索爾波納舉行了法蘭西哲學協會會議，愛因斯坦在會上闡明了自己對康德哲學、馬赫哲學的看法。
關於康德，愛因斯坦說：
“我不認為我的理論是合乎康德的思想的，即不合乎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想的。依我看來，康德哲學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他所說的構成科學的先驗概念。現在有兩個相反的觀點：
一個是康德的先驗論，依照它，某些概念是預先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中的；另一個是彭加勒的約定論。兩者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即都認為要構成科學，我們需要任意的概念；至於這些概念究竟是先驗地給定的，還是任意的約定，我都不能說什麼。”
在談到愛因斯坦理論與馬赫的理論的關係時，愛因斯坦回答說：
“從邏輯的觀點來看，相對論同馬赫的理論之間似乎沒有很大的關係。在馬赫看來，要把兩個方麵的東西加以區別：一方麵是經驗的直接材料，這是我們不能觸犯的；另一方麵是概念，這卻是我們能加以改變的。馬赫的體係所研究的是經驗材料之間存在著的關係；在馬赫看來，科學就是這些關係的總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事實上，馬赫所做的是在編目錄，而不是建立體係。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學家，但卻是一位拙劣的哲學家。他認為科學所處理的是直接材料，這種科學觀使他不承認原子的存在。要是他還同我們在一起的話，他或許也會改變他的看法。但是我要說，對於另外一點，即概念是可改變的這一觀點，我倒是完全同意馬赫的。”
與美國、英國不同的是，著名的巴黎科學院拒絕接受愛因斯坦。在這個以保守和偏見聞名的最高學術機構裏，有三十名院士表示，如果愛因斯坦來，他們就走。所有這一切愛因斯坦都耳聞了，於是他拒絕邀請，從而使他的許多朋友免遭難堪。愛因斯坦對東道主說，他才不稀罕什麼科學院呢！他寧可去憑吊昔日的戰場。
在返回德國的那一天清早，愛因斯坦訪問了法國東部備遭戰爭破壞的城鎮和鄉村。麵對頹垣殘壁，他再次流露出對戰爭的無比憎惡，表示應不惜一切代價消滅戰爭。並極力譴責威脅人類文化基礎的法西斯主義。愛因斯坦對陪同他的郎之萬和索洛文沉痛地說：
“每一個德國學生，不，全世界每一個學生，都應該到這裏來看看。他們會看到，戰爭有多麼醜惡、可怕。”
“空談和平是沒有用的。應該為和平事業切實工作，為和平而鬥爭……”
在法國，這位相對論創始人雖然沒有受到一年前他在美國和英國那樣隆重的歡迎。但是，這位德國物理學家的訪問在學術上卻取得了巨大成功。另外，他的訪問在當時還有著重大的政治和道德意義。愛因斯坦自己說，他是一個“和平使者”。他把訪問巴黎看作是德、法人民間的進一步諒解，也是在重新開辟被帝國戰爭摧毀的德法兩國自然科學家間的交往的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
愛因斯坦離開巴黎返回柏林，可是沒呆多久，從日本寄來了一封封堅決的請帖。日本人民準備好了聽他演講，等候他的光臨。1922年秋，愛因斯坦和艾爾莎來到馬賽，乘日本輪船出發去東方。他們穿過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倫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暫停留。
所到之處，愛因斯坦受到東方人民最誠摯的歡迎和禮遇。
在旅行日記中，愛因斯坦寫下了沿途的所見所聞及感受。他記述了錫蘭的人力車夫，認為坐在軟綿綿的車墊上，就像坐在針氈上一樣受罪。讓自己的同類像畜牲一樣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國王風度的乞丐”、擁擠不堪的貧民窟，都令愛因斯坦感觸很深。在歐洲之外，貧窮的事實讓愛因斯坦的心靈震顫了。
在上海，愛因斯坦雖受到知識文化界的熱烈歡迎，但租界的高樓大廈與上海老城的破破爛爛的木房子的對比太強烈，反差太大了！愛因斯坦記下了自己對上海的印象：
“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們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認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5分錢的工資天天在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但這對於一個想在全世界各處看到社會幸福、經濟公平、國際和平和階級和平的人，實在是一幅悲慘的圖像。
“這個城市表明歐洲人同中國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近年來的革命事件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仆。他們好像是受折磨的、魯鈍的、不開化的民族，而同他們國家的偉大文明的過去好像毫無關係。他們是淳樸的勞動者，歐洲人所以欣賞他們的也正是這一點。”
愛因斯坦看到這個在勞動著，在呻吟著，並且是頑強的民族，他的社會同情心再度被喚醒了。他認為，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
11月底，愛因斯坦到達神戶。歡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連不斷的講演、會晤、接見和訪問開始了，最令人難受的是每句話都要翻譯。講演會上，千萬人端坐恭聽他們不懂的德語，然後更注意地聽日本學者翻譯愛因斯坦的話。第一次講演連翻譯持續了4個多小時。愛因斯坦決定饒了自己恭順的聽眾，所以在第二個城市裏講演帶翻譯隻延續了2個小時。可是他錯了。愛因斯坦的日本同行有點不好意思地對他說，這種壓縮使聽眾感到不快。
到日本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愛因斯坦科學論文集》日文版在日本出版。這是第一部愛因斯坦文集。不用愛因斯坦母邦的德文，也不用其他歐洲文字，用的是一種陌生的東方文字出版，這使愛因斯坦對勤勞好學的日本人民產生了敬意。
在每一個新的城市，伴以複雜儀式的接見、會晤、饋贈接連不斷。人們贈送給愛因斯坦一套《茶道百科全書》，在四卷巨著中詳載各式各樣喝茶的儀式。
日本給愛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給索洛文的信中，愛因斯坦說：
“日本是奇妙的。人們溫文爾雅，對一切都感興趣，有藝術鑒賞力，智力上的天真與健全的思維融合在一起。他們是景色如畫的國度裏的優秀民族。”
愛因斯坦在日本還會見了兒童，他對孩子們說：“你們在學校裏學到的知識，這是先輩們的遺產，你們自己也應對它有所增添並傳給自己的孩子們，因為這樣即使我們死去，也將在我們身後遺留下來的、我們共同創造的事物中達到不朽。”
在日本呆了幾個星期後，愛因斯坦和艾爾莎帶著東方人民的深情厚誼，滿載禮物啟程回國。回國途中，2月2日，愛因斯坦到巴勒斯坦訪問，逗留了12天。2月8日，他成為特拉維夫市的第一個榮譽公民。
在巴勒斯坦，愛因斯坦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不列顛高級專員薩繆爾請愛因斯坦夫婦住進自己的官邸，並親自擔任向導。在這裏，一向不拘禮節的愛因斯坦也不得不遵守禮儀。每次外出，府邸裏都要鳴響禮炮。每到一處，都有一隊戎裝的騎兵跟隨愛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見、宴會和早餐時，都要一絲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國禮儀。
愛因斯坦以譏諷、寬容的態度客隨主便，艾爾莎這次卻不滿了。
“我隻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我對所有的這些荒唐的禮儀不感興趣。”她對丈夫發起了牢騷。
“忍耐點，親愛的。我們正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結束了。”
愛因斯坦這次變得寬容和有耐心了。
艾爾莎不顧這些，說：
“你倒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當你搞錯了禮儀或者自行其事，人們裝作看不見。而報紙上卻常常有意戲弄我。他們知道我近視，就寫什麼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綠葉當成沙拉吃掉了。”
艾爾莎不想參加某些活動，就隨便找借口竭力回避。辭別巴勒斯坦之後，愛因斯坦和艾爾莎於1923年3月到達馬賽，從馬賽前往西班牙，然後立即返回柏林。在西班牙，愛因斯坦在馬德裏大學作了學術報告。
1923年6月，愛因斯坦去瑞典參加諾貝爾獎金授獎儀式，獎金是1922年11月，即在他東方之行啟程後不久決定頒發給他的。愛因斯坦是1922年11月13日赴日本講學途中經過上海時接到1921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已決定授予他的通知。諾貝爾獎金授予愛因斯坦的問題已醞釀多年，但由於當時有不少人對相對論有偏見，直至1922年秋天瑞典科學院才決定回避相對論的爭論，授予愛因斯坦以1921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金，並決定把1922年度的獎金授予玻爾。這兩項決定於1922年11月同時發表。11月11日，玻爾寫信給在旅途中的愛因斯坦，說：
“關於授予諾貝爾獎金一事，我很高興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賀。這種外界的推崇對您可能毫無意義，不過，這筆錢或許有助於改善您的工作條件。
“倘若我竟被考慮與您同時領受獎金，這可以說是我從外部環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榮譽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麼不配，但我想說——且不管您在人類思想界中所作的崇高努力——僅僅您在我從事的專門領域裏所作的奠基性的貢獻，如同盧瑟福和普朗克的貢獻一樣，在考慮給我這種榮譽之前，是應當得到整個外界的認可，我覺得這對我是莫大的幸福。”愛因斯坦在1923年1月11日給玻爾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我在日本啟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熱誠的來信。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像諾貝爾獎金一樣，也使我感到快樂。您怕在我之前獲得這項獎金，您的這種擔心我覺得特別可愛——它顯出玻爾的本色。您關於原子的最新論著在這次旅行中陪伴著我，也更增加了我對您的精神的敬佩。”
玻爾於192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領取1922年度的獎金，而愛因斯坦直到1923年7月11日才去領取1921年度的獎金。
在莊嚴的授獎儀式上，更確切些說，在籌備這次儀式時，發生了一場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國家代表自居。事實上，愛因斯坦的確還保持著瑞士國籍。但是，德國大使也以這種身份自居：因為愛因斯坦以普魯士科學院院士的資格被看作是德國公民。
給愛因斯坦授獎的理由措詞如下：
“由於愛因斯坦發現光電效應定律以及他在理論物理學領域的其他工作，特向愛因斯坦授予獎金。”
愛因斯坦獲得獎金後，把它全部交給了米列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