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論公司”
愛因斯坦在少年時代就直覺般地厭惡德國，並堅決要放棄德國國籍。或許，他早就預感到德國是容納不了他的。1919年愛因斯坦名聲如日中天時，普魯士科學院院長斯頓夫在10月22日寫信給愛因斯坦，信中說：
“在你的引力理論獲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際，我向你表示最誠摯的祝賀，你現在一定很歡欣鼓舞，我們也分享你的快樂，德國在軍事政治上失敗之後，德國的科學能夠獲得勝利，這是我們的驕傲……”
德國很多人是抱著複雜矛盾的心情來看待愛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利使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這時，愛因斯坦巨大的聲名成了統治者利用的資本。他們想借愛因斯坦周遊世界的機會去宣傳德國，並為德國經濟複蘇帶來好處。可不久之後，魏瑪共和國的統治者們終於發現，一位像愛因斯坦這樣有獨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適宜作資本輸出的開路人。相反，愛因斯坦在法國——德國人當時視之為不共戴天的敵人——發表的反戰言論，極大地刺激了德國民族主義分子。當時，一家頗有影響的報紙就發表評論說：
“無論如何，政府主管部門必須告誡他，對他這樣一個有職在身的德國公民來說，與法國人作學術親善，在時機上極不相宜。”
更有人到處叫嚷，怒斥愛因斯坦在昔日德國“西線”戰場的言論是“損害民族的尊嚴”，是“背叛祖國”。
其實，陰謀迫害愛因斯坦的事在德國是由來已久。1920年，有組織地針對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學家的敵視行動第一次露頭了。2月份，柏林大學的右翼大學生在愛因斯坦講課時搗亂。愛因斯坦被迫中斷報告，忿然離開課堂。後來，學生會出麵調停，對這次破壞表示歉意，請求愛因斯坦繼續講課，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時隔不久，社會上又掀起更大規模的反對愛因斯坦、反對相對論的誣陷惡潮。
1920年8月24日，一個名叫“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的組織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擊愛因斯坦，搞臭相對論。它的成員是一些徹頭徹尾的反猶主義分子。這個組織的召集人叫魏蘭德。魏蘭德在學術界毫無名氣，甚至來自何方直到現在也弄不清。他靠來路不明的錢到處拉人寫文章攻擊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這個組織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納德教授。他本是德國著名的實驗物理學家，因為研究光電效應而獲得1905年度的諾貝爾獎金。正是在這一年，愛因斯坦發表了光量子論，對於勒納德的實驗結果作出了理論解釋。當時，在勒納德的心目中，愛因斯坦像神明一樣可敬。1909年，勒納德還給愛因斯坦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稱愛因斯坦為“深刻的、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家”。但是時過境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勒納德投入反動派的懷抱，成了狂熱的德國至上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公開攻擊起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來。有了這個行家出來，魏蘭德的膽子就更大了。
也就是8月24日這天，“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在柏林交響樂廳召開反相對論大會，並恬不知恥地邀請愛因斯坦出席。第一個發言人譴責愛因斯坦剽竊別人的精神財富，攻擊愛因斯坦是搞“科學上的達達主義”，辱罵愛因斯坦是“到處叫賣的小販”。第二個發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學家，他妄圖從專業角度攻擊愛因斯坦，誣蔑他的相對論是嘩眾取寵。當時，尚未得到驗證的孿生子佯謬，是攻擊愛因斯坦的主要炮彈。這次大會的政治背景是顯而易見的，大會剛剛結束，一個民族主義派的大學生就衝著愛因斯坦的座廂叫囂：
“早就該勒死這個臭猶太！”
愛因斯坦自始至終坐在包廂裏，泰然自若，冷眼看著這群小醜的表演。但正直的學者們坐不住了。
第二天，德國三位著名物理學家：馮·勞厄、能斯特和魯本斯聯名給柏林各大報發出一個聲明，聲明中說：
“我們不想在這裏來談論我們對於愛因斯坦產生相對論的那種淵博的、可以引為範例的腦力勞動的意見。驚人的成就已經取得，在將來的研究工作中當然還會有進一步的證明。此外，我們必須強調指出，愛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對論，他的工作已經保證他在科學史上有一個永久性的地位。在這方麵，他不僅對於柏林的科學生活，而且對於整個德國的科學生活的影響大概都不是估計得過高的。任何有幸親近愛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別人的文化價值上，在為人的謙遜上，以及在對一切嘩眾取寵的厭惡上，從來沒有人能超過他。”1920年8月27日，愛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報》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帶有諷刺意味的《我對反相對論公司的答複》，作為對交響樂廳大會的回敬：
“在‘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這個冠冕堂皇的名稱下，產生了一個雜七雜八的團體，它的眼前的目標是要在非物理學家的心目中貶低相對論及其創建者我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