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棐卿和東亞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宋棐卿（一八九八—一九五六），山東益都人。中學時就讀於益都的教會中學；
畢業後，考取了齊魯大學；一九一六年，十八歲時，轉入北京的“燕京大學”，一九一八年，二十歲的時候，不待大學畢業，即轉學美國，就讀於美國西大學商學院；
一九二一年，三十三歲學成回國。協助其父經營批發商號。一九三一年倡建“東亞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刻意以實業救國，強化現代經營手段，一年內即名噪天津，躋身於大實業家行列。一九五０年去香港，一九五六年客死阿根廷，享年五十八歲。
他的名字必然使人想到劉少奇沒料到，一九四九年的一次談話，不到二十年，竟成了劉少奇的一大“罪狀”，他本人也成了“反動資本家”。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會叫起撞無價大屈！也一定會為改革開放歡欣鼓舞，憾不遲生一百年！
一九四九年，是個翻天覆地、曆史意義重大的年頭。一九四八年九月，遼沈戰役結束，東北獲得全部解放；同年十一月六日，解放軍又打響了淮海戰役，經兩個多月的激烈戰鬥，殲滅國民黨軍隊五十五萬多，使其大喪元氣；十二月初，結束了遼沈戰役隻有兩三個月的東北野戰軍又揮戈南下，旌麾南指，迅速取得了平津戰役的勝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天津解放。
經過這具有曆史性決定意義的三大戰役，國民黨政府已注定了徹底失敗的命運，於是，“戰犯求和”，蔣介石發出了與中共和談的籲請，並以“引退”來緩和那對他極為不利的局麵。
三月五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製定了在全中國奪取勝利，建立新政權的總方針和政策，並將中共中央遷入了剛剛和平解放三個月的北平。
四月二十日，國共兩黨和談破裂，當天晚上，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
中共中央發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國！”
“將革命進行到底！”“部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等一係列號召。當百萬大軍逼壓長江的時候，當蔣介石發出和談籲請的時候，許多人，甚至包括我們“一邊倒”
向的“蘇聯老大哥”，也認為以當時的解放軍的簡陋裝備，強渡素以“天塹”著稱的長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有些人猜測，有些人預言，有些人勸告，要“南北分治”。這不僅說明了能取得這場重大的渡江之戰的勝利，是解放軍的戰鬥力之強大，強大得不但出乎敵人，也出乎一些友人的意料之外，而“前方後方齊鼓勁兒”，軍民團結一致的重大作用也絕不可稍加忽視。南京雖然於四月二十主日解放了，可大上海還在國民黨手中，攻克上海仍須作出很大的努力。而解放不久的大後方卻仍在物資上處於十分貧乏的境地，仍須繼續地“前方後方齊鼓勁兒”，這“鼓勁”的對象，自然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當時劃分敵我的總口號是“三敵”、“四友”。
三敵：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四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是友，是團結的對象，這是當時確定的基本國策，而民族資本家僅從解放戰爭而言，也確實是大多數程度不同地起了一些作用。
天津解放前夕，1948年十一月末的一個星期天，華北局和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員會委托曾在宋棐卿的“東亞毛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做過工的中共黨員石小東專程夜訪宋棐卿，向宋棐卿重申了中共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宣布的“約法八章”，並轉達了當時任中共華北局主要負責人，天津解放後就任該市第一任市長的黃敬的具體指示：進入天津後，要爭取宋棐卿的合作，希望宋棐卿保護好工廠，以利於日後建設新中國，發展民族實業，發展民族工商業。宋棐卿欣然接受，並作出了努力。
除組織好了護廠隊，還親自搬進廠內，並將各部主任與高級職員組織起來，輪流值班，保護好工廠。而且還抵製國民黨的城防所需的經濟掠奪，將庫存的毛線、呢子、布匹、紅糖、食油等物資分發給工人，實行分散。並特將牢固的廠內樓下梳麻部與精梳部提供為工人及其家屬的臨時避彈所。更以個人身分積極活動以策動天津和平解放。
與石小東聯絡上不到半個月，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宋棐卿暗地裏出麵，邀集了華牲進出口貿易行總經理畢鳴歧、華北酒精廠總經理徐曉庵等工商界人士，統一認識，共同行動，一道出麵鄭重地敦請參議會倡導和平運動。他們麵見了時任天津市參議會的主要負責人中紡天津分公司經理楊亦周。要求楊以參議會的名義發起和平運動，勸導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市長杜建時順乎民意，停止對抗行動；並打通國民黨天津市警察局長李漢元的關係，促請李在國民黨軍隊潰退、解放軍尚未接管的空檔內，組織警察，維持治安。陳、杜二人雖曾猶疑，但最終還是下了決心，李漢元也主動投誠。在解放軍入城時，東亞公司也及時地貼出了醒目的告示：
“奉上級令，為協助人民解放軍順利展開解放工作，維護本公司產業安全，並建立新秩序，特組織工人糾察隊，希本公司工人踴躍參加為荷。”
宋棐卿在當時就是這樣一位民族資本家，就是這樣的一位“四友”中的好友。
為了促進解放戰爭的進展與徹底勝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在南京解放已幾天，上海攻堅戰尚未開始的一九四九年四月末，這種特定的曆史時日裏，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視察了具有重大戰略後方意義的天津。
黨中央這項決議是英明的，劉少奇此行所負的使命也是重大的。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事業亟需兩方麵的充分而有效的準備：在軍事上，需要充分的軍備給養的準備；
在政治上，則一些成分與情況都很繁雜的城市，如南京、上海、南通，與西南的重慶，中南的武漢，華南的廣州，都需要宣明政策與取得接收和管理方麵的經驗。而天津，開埠最早，是華北的第一工商重鎮，情況與那些大城市相類，十分典型，又剛剛解放了三個多月，是最理想的傳達、落實、貫徹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點。因此，才派出了一名中央副主席親臨。劉少奇不負使命，到天津後，工作很是出色，他忠實而靈活地、積極而有效地傳達了那次剛開過的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大會精神，進行了全麵的活動與廣泛的接觸，各種類型、大大小小的會議、談話，日不安席，卻又井然有序。他神采奕奕，談鋒犀銳，明快而又充滿了信心與幽默，深入全麵而又生動有效地傳達了大會的方針與政策，使其深入人心，立見顯著成效。其中，自也必不可少地廣泛地接觸了工商業者，特地邀集了天津工商界人士，召開了座談會，這是傳達會議精神的重要一環，除作用於天津本身外，還要以天津為實際榜樣，影響與指導其他尚未解放、即將解放的大城市。在會上，劉少奇親切而中肯地詳細解釋了中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四麵八方”，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具體的政策原則。宋棐卿自然在邀請之列。聽了劉少奇的傳達，他甚感興奮，也自然地激發了他幾乎已被國民黨毀滅的生平夙願與夢寐以求的理想：
將東亞公司發展成大型的托拉斯，成為救國的強大實業。正因為是三十年一年比一年更強烈地執著追求的一個夢，所以他曾用心血寫就了洋洋數萬言的發展計劃，他要把東亞公司發展到具有十家大型廠規模的聯合企業。抗戰勝利後，他曾屢為此事而興奮，而拚搏，可國民黨卻左一刀，右一斧，砍得他無以招架，遑論發展？因此，他將這數萬言心血凝成的計劃命名為《我的夢》，而且是難以為續的夢！天津解放了，他雖對解放軍擁護，卻更覺夢已成空。如今聽了劉少奇這位中共的大人物，黨中央的副主席的一席話，一席態度明朗、語氣肯定的話，一席充滿信心、飽含鼓舞的話，他中樞興奮，舊夢重圓，躁動著他那已趨向於桔井般的心，躁動得他已年屆“知命”的半百人又似煥發了青春。曾幾何時，當四十七歲被國民黨的特務工會折騰得焦頭爛額時，一向醉心於實業救國、舍盡一切也不肯舍棄“東亞”的他，曾精神萎頓，心灰意懶地說：“總覺得越幹越沒意思了，我不知道為誰辛苦為誰忙！”
“天不助我，我還拚這條命幹什麼？”此時，他似乎覺得忽然之間“天助我也！”
——“黨助我也”！中共的大首腦那鼓舞人心的話，那明明確確的大政方針，實在叫他興奮不已，興奮中竟似勃勃少壯般，向劉少奇恭敬地呈上了他那《我的夢》。
“夢”中詳細而準確地分析了天津的優勢的經濟地位與特殊的商業作用，憑借這些優勢與特殊，吸收資金，利用原料都是大有可為的；“夢”中也詳細闡明了國內毛、麻、棉、絲等原料的分布、生產、供給的具體情況與變化；提出了利用國有資源，發展國貨生產，以紡帶織，以織帶製，積累資金，不斷地擴大再生產，完善從紡織到紡織品的加工製造的體係化經營，使針織、成衣形成係列，以為發展民族工業，建設鞏固的國民經濟的生產基礎。這個“夢”編織得十分精美，像他的細紡，名動全國的“抵羊”牌毛線那麼大動人心，那麼華麗，又那麼致密、細勻、嚴謹；像“抵羊”沒有次線絲那麼沒有廢話與敗筆，還繪有精製的圖樣——好美的一個“夢”！
他對他的夢是珍惜的，是視為生命的底蘊之一的，他從未輕易示人。可今天，他覺得有將心捧給中共這位重要人物的必要了，這對他來說，是喜悅，也是重大的抉擇。
事關重大。因此，他在呈送時，不僅是鄭重地雙手捧上，而且那捧上的雙手分明在激動地顫抖！
劉少奇很重視這個同路人，這個“友”所棒獻的一顆心，很認真地讀識了這個“夢”，以他非凡的政治眼光與黨的當時基本政策精神，讀識了這個“夢”。他很為這位革命的同路之友為振興民族工商業，基於實業救國所做的夢而感到欣慰。從戰略上看，前方亟需軍備補充，發展實業是重要而可靠的補充手段，是解放大業的急需；從戰術的角度看，剛剛解放，百廢待興，而經國民黨敲剝、摧殘，再於失敗前夕橫加破壞的爛攤子，處處待理，僅就天津當地而言，就有著極大的饑荒與失業的存在。這是個亟需解決而又十分難以解決的重大的社會課題，它突出地關係著城市的安危。據後來統計，當時的天津市人口尚不到二百萬，可難民竟多達二十五萬九千五百人，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尚強；三分之一的工人失業，即三十萬工人中已有十萬失去了工作。這是多麼沉重的經濟壓力與政治壓力，而重負之下，又怎麼能確保更沉重的支前？怎麼能讓那正待解放而尚未解放的一些類似的大城市的市民們放下心來？而在當時那麼個巨變的情況下，又怎能僅靠國家來全部解決？如果民族資本家能在發展其實業中，解決哪怕一部分失業問題，也是於大局、大計十分有利的。而此時，宋棐卿的“東亞”公司也因原料不足，生產不正常，造成二百多失業者，這些工人也乘劉少奇來津之機，通過工會組織提出了複工的要求。因此，劉少奇在看過那個“夢”後，對這個真誠靠近黨的同路友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