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個計劃很好。你不是要發展工廠，發展生產麼，現在有這麼多人（指“東亞”失業的二百餘人）你怎麼不要？”
宋棐卿回答說：
“我不願意多剝削了！”
這話自然是出於一種微妙的心理；我呈上了《我的夢》，如果你中共認同，允許我去實現這個夢更好；叫我參與實現這個夢也好；如果反弄個“剝削”，那是自不可為的。既然連“東亞”的現有的規模已不可保，還將那些失業包袱背起來作甚？你們一籠統地說資本家剝削，我已有反感哩，再鬧個更大的罪名可犯不上！
以劉少奇的政治素養，自已深刻地洞察到了。當時的國內政治、經濟，與依據這些具體情況所製訂的方針、政策，都是必須穩定民族工商業者。而要發展生產，要落實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隻簡單、孤立地運用“剝削”與“反剝削”的概念，看待與處理具體問題，是反客觀的，是不符合黨的基本政策與國家的根本利益的。正是基於這一政治基礎，劉少奇才斷然地就宋棐卿的話，有分寸而明確地指出：
“共產黨的宗旨是消滅剝既，但還有一個過渡階段。現在國家不發達，還希望你們能多開工廠，你能剝削一萬人、十萬人才好咧！”
這話說得十分嚴密，也十分明確。首先肯定了根本要點。做為宗旨，無須懷疑，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必然要消滅剝削的，但如今不行，要有個“過渡”，既是“過渡”，就不會消滅，即可由存在逐漸到消滅。且話中的“剝削”，正是針對宋棐卿的話而來，已不再是絕對的不變義，而是相對的變化義。這番話，是在東亞公司的會客室裏進行的近三個小時的座談中說的，當時在場的除天津市黨政領導外，還有工商界上層人士及東亞公司的高級職員，共計近二十人。劉少奇的談話重點在於闡述黨和政府當時對民族工商業的根本政策，自然也談到了將來對民族工商業者的安排；尚從政治角度進行了階級分析，以及黨在階級鬥爭中的政策與策略。因為提到了“剝削”，劉少奇以強調的語氣，反複解釋了剝削的內涵，並指出“剝削”在當時的狀況下的社會情形，及其對恢複生產、安定社會、增加積累、擴大再生產的即時的特定的作用。另外，劉少奇還從康有為的“大同世界”，談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從三民主義主張，談到共產主義理想，還向與會者推薦了《資本論》與《社會發展史》，希望他們好好讀一讀。
接著，劉少奇又即時決定與東亞公司的全體職工見麵。在大會上，劉少奇苦口婆心地解釋了黨和政府關於“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分析了發展私營企業的生產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益處，然後才說明：
“現在的剝削是不合理的，但從目前發展生產講，它是合法的，對保障工人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是有用的。”
劉少奇的這番講話自然會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因為這是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的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傳播之快，可想而知，幾乎是隨著解放軍的勝利進軍而擴散的，甚至先部隊而行，產生了無論對戰爭，還是對穩定新解放城市的秩序，都起了甚為重大的、不可忽視的作用。特別是對所謂的“江浙財團”。那裏開埠最早，企業也興得早，辦得多，實力雄厚，構成複雜且具有較大影響的海外關係，也必然地麵臨著物資供應與勞資衝突的兩大難題。因而，劉少奇在東亞公司的一番講話，不僅天津一地，而且對全國，特別是江浙一帶的大城市社會秩序的安定、生產的恢複與發展，都起到了甚為關鍵的指導作用，具有著決定性的曆史意義。
可是，到了那特殊的“文革”十年，為了打倒劉少奇，自然動用了那特殊年代的特殊手法，將劉少奇的話孤立於曆史現實之外，斷章取義，甚至加以歪曲、篡改，變成了“剝削有功”、“剝削得越多越好”！不僅麵目全非，野蠻地抹煞了曆史，而且變成了“死不改悔”、“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重大罪狀！
宋棐卿早於一九五六年就死了，倘他真個地下有知，能不為劉少奇大鳴不平，為他自己在死後被“打”成“反動資本家”叫起撞天大屈麼？曆史是客觀的，時間是無情的，總是要還其本來麵貌的，劉少奇的問題有了明確的結論，宋棐卿的問題，也於近些年來經有曆史責任感者做了艱苦認真的調查，初步地但很有理有力地恢複了他的本來麵目。
舉家危難之際反遇良機他生而不俗，幼而不群，長而不凡。古老的東土，新穎的西風，苦澀的水，使他想到了自強這個內涵壯麗的字眼兒，他要靠這個自強走出一條實業救國的路，走出曆史的沉鬱。
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宋棐卿出生了，這是山東益都最普通的一個家庭，普通到在千千萬萬個家庭中，它幾乎毫無特色。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是位生來唯有勤勞度日的最單純的人生追求者，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起早貪黑，勤勤懇懇傾注全副精力於求得一家人生存的最起碼、最單調的條件，歲月將他的黑鬢染成二毛，也將他的語言更沉浸於腹底，一日難得幾句話，與世無爭，不計勞苦。
這在中國，特別是在山東這塊更古老、更典型的大地上，是何其的普通。然而，也許是那個隻有百日的變法維新，給這個狗年生的人帶來了異於習俗的命運吧？宋fei卿這個屬狗的來到了這個世上的時候，這個極普通的家庭卻遇上了一位極不普通的英國人，因而，也引起了很不普通的變化。
這位英國人，是位牧師，名叫庫林（Coilin），中國人則按中國人的姓氏習慣，稱他為庫牧師。清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０）爆發了鴉片戰爭，英國人用兵艦轟開了老大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轉年的《廣州和約》以及緊跟著而來的一係列的條約，使中國的主權日漸喪失，經濟侵略之後，伴隨而來的是文化侵略，列強們均不甘落後，宗教勢力迅速地向中國各地滲透，既近海又富饒的中原首要之地的山東更是首當其衝。益都雖小，可它是古九州之一的青州府首縣，地處膠東扼要，不僅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商賈雲集之鄉，因而，一個小小的縣城，竟如雨後春筍般，一時間冒出分屬於幾個教派的十餘座教堂。這些歐式建築物分插於眾多的已有幾千年曆史的傳統居住模式之間，不僅在外觀上格外刺眼，而且在心理上也引起了巨大的不平衡。來中國這塊古老而肥沃的土地，多是列強中的食肉的貪婪者，傳教士也不例外。因而出現一些，甚至一兩個，有人性的善良的人，自令人感到不普通。庫牧師就是這種不普通的外國傳教士，他到中國來的年頭早，因而資格也老，與益都人也熟。一來，就主持起了被當地習稱為“西大教堂”的教務。他不是英國人中的專一逐臭的“蒼蠅”，也不是掠奪成性的“野獸”，他是英國的紳士型的人。他的妻子，被人們依中國習慣稱為“庫師娘”的，也是位心地善良又善於理財的英格蘭女士。是她，集了一些貧苦教民，鉤織花邊，再聯係出口，救了不少人，她也掙了不少錢，而且經營的數量越來越大，辦起了“花邊莊”。夫婦倆實不愧虔誠的基督徒，亦不愧為英國的紳士層，均關心貧寒，樂善好施，許多當時的益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過他們的幫助或多多少少的一些周濟，其中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乃是受益最大者。
他不是城裏人，乃是城西龍山峪宋王莊的農民，與一般鄉鄰般困迫，歲租薄田數畝，倘賴“天恩”，隻能維持全家個半溫半飽，餘下的就得靠為人收放與打柴進城貨賣來填充。庫牧師於布道中發現了這位老農民老實厚道，又聽得那麼專注，表現得那樣虔誠，（他多麼希望像教義裏說的那樣啊！）就產生好感，並有意與其接近，宋光旭自更對庫牧師崇敬有加，兩下裏更有了深厚的感情，宋光旭也很快地成了教堂的看門人，接受了洗禮，成了一名基督徒。不久，宋光旭那隻有十一歲，卻已挑柴入城叫賣幾年的長子也為庫牧師領洗入教，為其改名“傳典”，並送進了教會辦的書院去讀書。使宋家不但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從此有了文化，而且是西方文化。宋傳典畢業沒有幾年，就被年事已高礙於奔走經營的庫牧師夫婦找去經營起了花邊莊。經濟上較以前可謂大上了一個台階。而此時，宋棐卿恰好來到了這個世界上。他們宋家已不再是溫飽難持的農家，亦不再是大字不識的土盲了。正因為有了這一不俗的變化，他才沒有象他父親一樣稍一懂事就過早地參與了家計的操勞，在他父親挑柴入城叫賣的年齡，他已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在他父親剛讀完小學功課的時候，他已經考取了齊魯大學。他父親的文化程度，是他祖父難以想象的，而他的文化造詣也絕非他的父親可以望其項背的。也可能真個是造化宜人，幾乎與他步入高等學府的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並且在一兩年內就引起了世界的較大變化，庫牧師夫婦因此歸國了，其產業也留給了他們的四個最得意的高足，其中自然有宋傳典。於是在益都最繁華的西街上，一個名為“德昌號”，有三間門麵、十幾間倒座房的一座內局式收購批發花邊的新店鋪，便在一片喜氣洋洋中，擇吉開張了。這就又給宋棐卿的深造，提供了更充分的條件。他才得以於一九一六年春天考進齊魯大學。可隻讀了半年，這個十八歲小夥子卻又大大地感到不滿足了。乘暑假歸家之機，向父親正麵提出了轉學到北京的燕京大學的請求，並係統地提出了理由：一、山東已完全為日本控製，極為閉塞，亦極無保障，日人橫行無忌，國人，特別是文化人難得交流與施展；而北京卻是國際社會在華的中心，各國勢均力敵，非為一國控製可比，消息自是靈通，文化的交流與施展度也自然相應地為大。二、齊魯大學雖也為教會大學，進行的是西式的先進教育，然而，卻是在孔聖人的故鄉，傳統的深潭中，孤立而又地處一隅，豈如北京更為開化，更為人才薈萃？地域之差，環境之異，對知識的增長大大有關。直到今天，父親才注意打量起了兒子：這小子長大了，似乎僅上大學的半年功夫，就長成了既健壯又精明的大小夥子了！聽，他的議論多麼有條理，多麼有說服力，莫說是叫他在兒子這個十八歲，即使今天的四十多歲也想得、說得沒這麼周嚴。他滿足，一個挑柴叫賣者不但做了業主，而且有了這麼個超群出眾的兒子；他高興，有這樣的長子，定能頂門立戶，不但繼承也必將光大他那初由外籍恩師恩賜，繼在他手中發展的“德昌”。因此，乘高興之際，他問起了兒子的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