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讀完書，又做些什麼打算呢？”
話出口，臉上也現出了喜悅的期盼，他等待著兒子令他最喜悅的回答：在德昌好好幹唄，將來讓德昌一定要更紅火！
可是，且慢，那兒子竟似早已成竹在胸，見問，不假思索脫口而出：
“發展實業！”
老子的高高的興頭，似被潑了一盆冷水：實業，投資大，見效慢，又得更大的心力去經營，值麼？可他不忙發火，仍問：
“為啥單要去發展實業？”
兒子理由分外正大：
“看看如今的世界各國，哪個國家不是靠實業強國，以實業為本？唯有咱們中國，實業薄弱得可憐，國家也弱得可憐，當然也隻有靠發展實業去圖存、圖強了！”
宋傳典雖自學的是西方文化，可他身在聖人鄉，生在清王朝，對那齊家，然後治國，國治，然後平天下的傳統理論還是有著相當程度的崇信的。聽了兒子的話，望著兒子的臉：你小子再能，左不過尚未弱冠，竟不知艱難，奢談起治國來了？可知老子似你這般年紀時的情景？又可知老子是如何掙挫得這分家業？不先想齊家，卻著談治國——荒唐，荒唐，不牢！不牢！因而，對兒子再度提及轉學問題時，他明明讚成，卻由於那不快，隻是緩緩地搖手，淡淡地說：
“先歇著吧，此事待從長計議！”
兒子的見解是不凡的，正是這種不凡的見解鼓噪並支持著他，開學後央著父親寫信托人立即轉入了燕京大學。到了北京，眼界與心胸更是大開，隻讀了不到兩年的經濟特科，便不待其父明確表態，不及畢業，便通過北京的教會關係轉學到美國的西大學商學院續讀。這所大學是老資格的高等學府，是美國著名的福特集團專為培養高等商業人才而不惜重金資助興辦的。宋棐卿就是看準了這一點，就是要通過在這所大學的學習好好地考察一下世界上一流先進的美國經營實業的情況與興辦實業的經營之道。因此，他不但在課堂上認真地聽講與思考，而且絕不放過任何一次實際考察的可用良機，甚至不惜費盡心機地謀求參與旁聽福特公司的例會。終於謀得了一次機會，使他大足了欲望。但也在大大稱羨之餘，隱隱地感到悲哀：這一切現代化經營管理手段在國內幾時才得行通？福特的中層人員，在總裁麵前毫不拘謹，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正是因此，自免不了看法相左，那就盡情地爭論。總裁不但不製止，反而有意導引向正題，推波助瀾，在下屬們的激烈爭論中，總裁總是冷眼旁觀，時而眼角牽動，時而麵露微笑，在具體的爭論中似乎每個人都忽略了總裁的存在；但在總體的氛圍裏，時時體現著總裁的威嚴。
一九二一年，二十三歲的宋棐卿學成回國了。
他回來得正好，回來得正是時候，老子宋傳典因買賣興隆獲得了新的山東政府的嘉獎，當上了縣議員，進而更要參加省議會議長的競選，而企業興隆卻引起了股東凋敝，昔年的四師兄弟已去其二，唯留了一個賈星恒，所占的股份少而又少了。
因此，兒子的學成歸來，豈不是甚為及時？兒子不但足以挑起“德昌”的擔子，而且在他競選中為他出了許多主意，講了許多他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新鮮事物。他也從兒子的灼灼奕奕的眼神裏讀解了兩個未知數：兒子的目標不在“德昌”，也不在益都，這小子真個有四海之誌；老子的基業可謂大矣，從賣柴童到益都縣的大老板，從基督徒到省議長，容易麼？可這小子分明是沒把這分量看在限內，甚至分明是把老子理財的一套看成是不值一顧的土式經營。他要縮短這種兩代人的距離，他要使兒孫，至少是兒子記住，是他宋傳典開創的宋氏基業。因此，他搬進了省城濟南。由縣郊搬進縣城，開辦了個德昌號；由縣城遷進省城，建起了發網廠，立起了德昌總號，益都的老字號與新設在青島與濰坊縣的新字號都是德昌的分莊。買賣做大了，而且連最後一位合股人也撤了那已變得隻具象征性的股份，偌大的德昌變成了宋家的獨資企業，兒子總該滿意了吧？可是不，兒子十八歲時流露出的“發展實業”的想法，如今反而更具體化了：要建毛紡廠，甚至連購買機器的國家都想好了！
他雖在表麵上淡淡又說了句“從長計議吧”，內心裏卻未免有些惱火，但這點火卻很快被兒子的行動撲滅了。
競選議長，興建工廠，開辦分莊，用去了宋傳典的所有積蓄；而當上了議長，應酬花銷激增，錢呢？沒錢，莫說官場，連工廠也難以維持了。可當父親正感燃眉，兒子已經送上了救急的“水”；居然料準了會有這麼一天，提前動手，找到一位同在美國留學，如今已在一家英商辦的洋行中任職的同學，不動聲色地拉來了一筆巨額貨款，不為人知地由德昌代收，並利用濟南與上海間銀元兌換銅錢的價差，南收北放，生息長利，一月間就淨賺上千元。兒子的一招先，走活了全盤棋。這令老子格外欣慰，也暗暗佩服。
可是尚未欣慰得多久，佩服得多久，接連著就來了個雙滾翻！
首先是由於大大小小的發網莊幾年來已遍布山東，生意走向清淡，所以，宋傳典接受兒子宋棐卿的主意，於1925年前後，將德昌發網莊改組為德昌洋行，專做進出口生意：出口花生、發網、核桃、地毯、草帽辮等；進口五金、電料、自行車、布匹、呢絨等。做了一陣子，生意蠻好，可是這絕不是宋棐卿的目標，他是決心要發展實業的。特別是留美中的認真考察，使他更具體更深刻地感覺到，美國之所以強盛，就是因為工業先進，而且美國的財團巨頭無不是實業大家。因此，他一有了機會就亟謀在實業上的進取。他以為既然中國是羊毛的大宗出口國，為什麼要用英國的毛線，何不自紡？於是，他就瞞著老子進口了一部英國紡製毛線的機器。隻可惜，他不懂紡織，英商賣給他的又是一部粗紡機，紡出的毛線沒有彈力，也就銷不出。無奈，隻好織成線襪廉價甩賣，結果賠了幾萬元。這還了得？老子錙銖必較，茹苦含辛，非不聽話玩什麼實業，一下子就是幾萬元！
更有甚者，次子字涵竟為乃兄所濡，醉心起了實業，說是留學美國學商，居然也學起了紡織，這不是火上澆油麼？不牢！不牢！可氣！可氣！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不將軍”（不知道有多少兵，不知道有多少錢，不知道有多少小老婆）張宗昌督魯，聽得“德昌”是家資金雄厚的進出口洋行，東家又是省議會的議長，就要德昌為他進口幾台小汽車。宋棐卿乘機鼓吹其父在天津開行，理由是天津是與上海差不多的商業大埠，近海多便利，經營進口最為合適。這主意卻很“牢”，宋傳典采納了，可卻斷然拒絕了兒子的毛遂自薦，而派他培養多年、辦事牢靠的心腹華正宣做了天津“德昌貿易公司”的經理。並密囑畢正宣設若兒子借天津公司有所舉動，必須及時向他通報，並將宋棐卿的學友在公司任職，已成為宋棐卿得力助手的留洋歸來的幾個人也一律降職使用。
一九二八年，張宗昌跑了，陳調元來了。張宗昌已刮地三尺，陳調元刮什麼？不刮他一大刮，還當什麼省主席？哈，一條肥魚在這裏——張宗昌唯一沒刮的“德昌”！於是，宋傳典就“理所當然”地，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根本不相幹的足以破家的大罪名：國府要清算軍閥，何妨將宋傳典列入張宗昌等的“四凶”之內？縣今尚可破家，況省主席乎？於是，逮捕查辦令發了出來，宋家全部財產的封條貼了上去！
宋傳典百口莫辯，唯有一逃，集中起可集中的現款，倉惶間，化裝後連夜混進三等車逃到了上海。
於是，通緝令發了出來。
於是，軍警頻頻登門。
於是，凡值一點錢的東西都在被封之列。
於是，中外客戶紛紛伸手，通過各種途徑：商會，省府、中介人追索貨款，合同索賠，鬧得沸沸揚揚。反而鬧得陳調元不敢貿然吞下這塊燙嘴的肥肉了。
宋棐卿呢？在天津。他覺得機遇來了。
他到天津不隻是躲災，而是要收拾殘局，保住天津這塊陣地，以求救父與東山再起，興辦實業。
按著既定目標積極著手籌備發展實業，像一團火，熊熊烈烈地躁動著他，他要把現代的經營機製引進德昌來，將德昌這個帶著泥土味的字號和傳統的封建老財式的經營徹底革掉，托出足以強國的實業來，讓上流社會多一個名字：宋棐卿；讓津、滬的工商巨子多一個名字：
宋棐卿！
一九二八年冬。
天津出奇地冷。
在砭骨的冷風中，兩輛小車向法租界六號路駛去，在掛著“德昌貿易公司”的牌子門前，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