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的規劃
中國城市不僅起源早，而且大都經過了一批能工巧匠的精心規劃設計，然後才施工建成的。也就是說，從城址的選擇、劃定範圍到平麵布局，都是經過事先精密安排的。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城市的起源與規劃是同步的，中國城市起源於西周，西周的城市就進行過整體規劃，而且最早使用平麵設計圖。平麵設計圖也就是城市建設的藍圖，框定城市的範圍，劃定不同分區，使城市整體布局井井有序。中國城市從一開始就比較整齊，顯然同進行過規劃和使用平麵圖有密切關係。當然，也有人把中國都城規劃劃分為幾個階段，認為商和西周為初期形態，東周至兩漢為密封式形態，曹魏鄴城到隋唐長安為棋盤式封閉形態，北宋開封到元明清北京為開放式街道布局形態。這種觀點隻能視作是對中國古都規劃模式的概括，並不反映整個中國城市規劃的特點。因為唐代的揚州城已成為開放式城市，“十裏長街市井連”，而西周的城市也並非看不到整齊規劃布局的影子。從《周禮·考工記》的記載和東周王城的考古發掘，都可以證明西周的城市已進行過規劃，而且最早使用了城市平麵圖。事實證明，中國城市的絕大多數都受規劃思想的指導，有自己的規劃原則和城市平麵圖。
1.規劃思想
中國城市的興起和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在一定的規劃思想指導下進行的。由於城市是一個地區，乃至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處的地理位置千差萬別，各種地理條件各不相同，規劃者必須依據地理條件、城市性質和可能，在一定的指導思想下進行規劃，盡可能滿足各個城市的不同需要，使城市能發揮它的不同作用，並顯得莊嚴、大方、堅固、壯麗，一切都井井有序。當然，中國城市中從未經過規劃而雜亂無章的也不乏其例，但對多數城市來說還是布局井然，應該說都是經過周密規劃後才建成的。
關於中國城市的規劃思想，直到目前尚無係統的理論研究，僅有一些零散的、互不關聯的說法。中國城市曆史地理所研究的城市，目前主要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城市，應該從這兩種不同社會製度時期的主要思想體係，來探討中國城市的規劃思想，才能得出一些規律性的結論，有利於進一步解剖中國城市的特點。
西周是中國奴隸製社會的發達時期，把“天命”作為統治其他部族和廣大人民的手段，其最高統治者就以天的代言人自居，稱為“天子”。因此，“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思想仍占統治地位。也就是說，周人崇尚“天命”，必須把“天”的意誌擺在首要地位。因此，在城市規劃思想中突出“天命”也就成為不言而喻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明堂、宮室、宗廟的規劃建築，都是“天命”思想的具體表現。
“明堂之製，既為古宮室之通製，故宗廟同之。”也說是說，三者的布局形式是一樣的，必須“太室”居中，而且“太室之上，為圓屋以覆之，而出於四屋之上”，以表現“天命”最高，“天”是真正的主宰神。圓屋，正是原始社會以來，“天圓地方”概念的具體體現。太室之外的其他堂室，一律為方形，即代表了“地”。明堂始於周，“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後曰世室，殷人曰陰館，周人曰明堂”。對於明堂的形製，說法不一。《大戴禮》雲：“明堂九室……上圓下方”；《授神契》說“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牖”；《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五室者象五行也”等等，“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王國維的通考可作為結論，即“明堂之製，外有四堂，東西南北，兩兩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個。其名則《月令》諸書謂之青陽太廟，青陽左個，青陽右個；明堂太廟，明堂左個，明堂右個；總章太廟，總章左個，總章右個；玄堂太廟，玄堂左個，玄堂右個”。根據王國維《通考》附圖，太室居中，青陽、總章太廟分居東西，明堂、玄堂太廟分居南北，構成東西南北中五個正方形。既然明堂、宮室、宗廟的布局是一個模式，那麼,“天圓地方”的思想就應該是中國奴隸社會城市規劃的主要指導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城市規劃就有了明確的中心點，然後對稱布局，明堂結構就是典型例證。《周禮·考工記》雖然晚出，但也反映了周代城市規劃的指導思想，即宮室居中，對稱布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模式。這種結構形式已被考古發掘所證實，早周的宗廟或宮室就是這樣布局的。考古工作者在岐山京當鳳雛村發現的早周的宮室遺址，其平麵布局就是殿堂居中，有東廂、西廂、後室、門房等對稱布局。豐鎬的布局雖然得不到考古上的證實，但東周王城考古卻可以成為佐證，即與《周禮·考工記》的記載相仿佛。尤其是周原早周都城的發現就更證實了這一點。早周都城位於岐山縣賀家村與鳳雛村之間地下1.5米深處，東西長700米，南北寬550米，接近方形，宮殿位於中央。有了中心，自然也會對稱布局。對稱的概念雖然來自對人體對稱的認識，但運用在城市規劃中，卻是從周代開始的。
當然，陰陽五行思想、風水思想等，都起源很早，應該說，對中國城市規劃都有影響，但在奴隸社會時還不是主流。中國奴隸社會的城市，盡管處於城市發展的初期階段，但也是在一定的規劃思想指導下而建成的，這就是以“天命”思想為指導的中心對稱布局模式。
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大變動的時代，是奴隸製度和封建製度交替的時代，在思想文化方麵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由於沒有統一的或主要的指導思想，反映在城市規劃上也就沒有占主導地位的思想。這一時期興起的城市很多，使中國城市得到很大發展，而城市的形製多式多樣，不具一格。由於注重實際，因地製宜建設城市就成為普遍接受的規劃原則。
自從秦始皇統一全國，建立了中央集權專製主義的封建國家以後，封建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中國達兩千餘年之久。在這期間，盡管各種思想文化都有發展，但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就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在這種主導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城市規劃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的體現。盡管儒家思想也在不斷發展，在不同曆史時期有不同的內涵，但被董仲舒發展了的儒家思想，卻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武器，以“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作為維護封建等級製度的道德信條。秦漢以後的城市規劃思想當然也受這種等級製度的製約，以體現封建統治者的尊嚴。首都規劃中以皇宮為主體和地方城市規劃中突出衙署，都是封建等級製度的具體體現。
在每個王朝的首都規劃中，都毫無例外的以皇宮為主體，西漢長安、東漢洛陽、曹魏鄴城、北魏洛陽、六朝建康、隋唐長安、北宋開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都是如此。當然，從鄴城開始，中國首都規劃中的中軸線已經定型，皇宮無不擺在中軸線上，以顯示皇權的至高無上。同時，有了中軸線以後，不僅可以突出皇宮的重要地位，也為對稱布局創造了條件，使城市莊嚴、肅穆、大方、壯觀。地方城市規劃雖不像首都那樣嚴格，但把衙署擺在什麼地方也是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在中國地方城市中，衙署不是居中，就是占據高地，幾乎無一例外。居中是為了指揮方便，占據高地就是要控製製高點，以維護安全。
《周禮》是儒家經典，《周禮·考工記》關於首都規劃的原則，一直是封建社會中都城規劃的指導思想。元代的大都城把這種規劃思想發展到頂峰，創造了中國都城的理想楷模，證明這種規劃思想能夠充分維護封建等級製度，顯示皇權的尊嚴。當然，儒家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也要求皇宮居中，以皇宮為中心對稱布局。《周禮·考工記》雖然沒有談到一般城市的規劃原則，但中國的地方城市都是封建統治者營建的，必然處處體現封建統治者的意誌，把儒家思想貫串於整個城市規劃當了無疑義。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城市規劃的指導思想，但並不排除其他思想的影響。像陰陽五行、“風水”等思想，都對城市規劃有影響。前者就是木（東）、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順次叫做‘五行相生’，逆次叫做‘五行相勝’。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天”。後者就是堪輿學，即觀察風向、水文的一種學問，把“風水”作為選擇住宅、喪葬的理論根據。上述思想雖然含有封建糟粕，但也有合理的內核，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城市規劃。五行既然能相生、相勝（相克），而且變幻無窮，在城市設計中自然要注意方位，使東、南、中、西、北都能得到合理利用，有利於王朝的統治和安全。這就是“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的道理。就連統治者也要居於正位，按照五行原則衣食住行、治國安民，即按中方本圖、中方副圖；東方本圖、東方副圖；南方本圖、南方副圖；西方本圖、西方副圖；北方本圖、北方副圖的原則行事。對於“風水”學現在更有新解，認為是古代人們“環境選擇”的學問，其核心是“生態”環境，要求在特定小環境內部相互協調，以達到生態環境內部的統一。城市規劃就是要創造舒適的生活環境，“風水”學自然會有許多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