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布局與人口高密度社會
研究的最初目標是探索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人口大量進入城市，形成人口高密度的城市社會和社區。正當我們進行這一研究時，2003年春季，SARS流疫突然襲擊了北京、廣州、香港等人口高度密集的超大型城市。SARS的打擊警告中國，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是有很大風險的。這就使中國處在腹背受敵的困難境地。一方麵，不能不推進城市化，實現現代化的最重要的指標，使中國從農村人口為主的社會向城市人口為主的社會轉型。另一方麵，城市化的結果，形成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人口在城市地區的高度集中卻又帶來巨大風險。因此，我們一方麵研究中國城市化的趨勢，另一方麵研究在人口的高度密集的城市裏，應采取什麼樣的組織管理模式、生活方式以應對突發事件、應對危害生命安全事件的打擊，從而避免重大社會風險。
一、中國人口高密度居住難以避免
中國人口在本世紀將達到高峰，低的估計是突破16億人，也有更高的估計，如此巨大的數字確實驚人。據研究，夏、商、周時期，中國人口僅僅1千萬多一點。從漢代直到隋朝，人口總數上升到平均約6千萬左右。唐宋時期人口的平均數約為8千萬。到了明朝，平均人口開始突破1億1千萬人，有人認為，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就與人口過度膨脹有關。清朝以後，中國人口超過3億人，並且持續增長，現在已經將近13億，而且還在繼續上升。2001-2003年以來，中國每年淨增長人口下降到低於1千萬，但仍有約8百萬人之多。根據人口模型的預測，中國人口的高峰期，在2035年至2040年間，將達到16億以上。我們知道，因為人口的劇增，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就遇到諸多潛伏的危機和威脅。按照宋健先生的說法，這塊土地上的適度人口是7億人左右，這樣，我們已經大大超過了適度人口的指標。巨大的人口壓力使我們在城市化的建設上，不能不采取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比如，城市人口的多數隻能居住在多層樓房、甚至高層塔樓的單元住房，而不可能居住在占地麵積較大的平房、獨立建築或少層樓房裏麵。
傳統上我們愛說中國地大物博，中國的總麵積的確不小，但是，可以生活居住的麵積卻又不是很多。尤其是中國的西北省份，“年平均降水隻有150毫米至550毫米，而蒸發量卻數倍於此。地表水源，多是鹽堿苦水，飲用和灌溉都不宜。多數地方隻能靠天吃飯，人畜飲水都有困難。聯合國於1971年在東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的國際沙漠化會議規定，幹旱區人口的臨界指標每平方公裏7人，半幹旱區為20人。我國西北各省區作為幹早、半幹旱地區，其人口密度都已接近或超過這種臨界值了，甘肅55人，寧夏68人，新疆9人，青海5.8人。”
“一個地方人口的多少和經濟開發的狀況，並不是我們主觀上可以隨意決定的，而是取決於該地區的客觀自然條件。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我們過於強調開墾、開荒、開發，強調變荒山為梯田，強調向荒山、荒地要良田，強調以糧為綱，其結果是破壞了生態的平衡，大大減少了雨水的徑流量，出現河流幹枯、濕地減少、土地沙化嚴重的局麵。結果，西部的條件不是更好，而是更為惡化了。所以，中國的西部地區雖然麵積很大，但對於其巨大的人口並沒有容納能力。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在西部地區采取退耕還林、退耕還田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自古以來，人口比較多地、密度比較高地居住在東部地區，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是一種合理的自然選擇。所以，中國可以居住的區域是比較有限的。而在這些有限的可居住區域裏，人口的密度自然就會比較高一些。
中國城市的人口居住密度逐年攀升，1990年中國城市人口每平方公裏平均有279人，1995年為322人，2000年上升到442人，2001年攀升到588人，2002年則已達到754人。相應，中國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幾乎是按照同樣的速度上升的。
近年來，中國大型城市擴張和發展的速度十分驚人。5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到1993年僅有68個，而到2002年底驟增至450個，而100萬人口以上大城市到2002年底已增至171個。
另一方麵，僅從中國的城市定義與世界各國城市定義的差別看，也可以體會出，中國城市的人口規模大大高於世界上其他國家。我們知道，世界上多數國家是根據人口數量定義城市的，低的如丹麥，規定一個地區居住的人口在250人及以上就是城市了。當然，多數國家定義城市的人數為1000至2000人以上，世界上高的也就是1萬人及以上（見表1）。
而在中國，1993年修正的關於設置市的標準，提出：州（盟、縣）設市時，非農業人口不低於6萬人，撤鎮建市時，非農業人口不低於10萬人。可見，中國的城市人口標準大大高於其他國家的城市人口標準。在中央政府批準的660個城市中，400萬人口以上的有10個，200-400萬的有23個，100-200萬的有138個，50萬-100萬的有279個，20-50萬的有171個，20萬以下的僅有39個。所以，中國城市的人口規模比世界多數國家要大得多。其實，在中國，幾千人以至上萬人的村莊都並不罕見，從中折射著中國人口的高聚集程度。
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在中國城市人口已經比較密集的情況下，中國巨大的農村人口流動的出路何在呢？
二、流動人口與東南沿海城市
根據近年來的統計，中國流動人口以及流人城市的農民工，有很大的增長。根據一般的說法，2003年，流人城市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總數有大約1億人。實際上，根據我們2003年組織的采用“挨門挨戶列舉人數”（totalenumeration）方法的研究發現，實際流動人口高於統計數據。在我們調查的幾個地點中，實際流動人口總數高出當地登記流動人口總數約18%至40%。所以，全國城市農民工的實際人數可能比統計人數高出約1800萬到4000萬。至於實際流動人口，考慮到其不僅是農民工，也包括其他各種流動人口，因此比統計數字高出的就更多了。
數量如此巨大的城市農民工和流動人口，究竟流到了什麼地方？這不僅對於研究流動人口自身有意義，而且對於研究中國城市化的布局和趨勢也有重要意義。從實踐上看，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高密度人口的居住地問題。
我們所使用的數據，來自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抽樣數據，采用係統抽樣方法從全國總數據中抽取，抽樣比為0.95%o，樣本人口為1，180，111人。在這個抽樣數據中，全國有將近5，090，632的城市外來人口，占全國外來人口總數過半。這部分人群在區域空間地理分布上有何特點？隨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未來一段時期中國人口的空間布局呢？針對這些問題，我們通過聚類分析，區分出幾種不同的城市外來人口吸納方式，以此理解當前人口分布的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機製。
另外我們從對全國312個城市外來人口總量的聚類分析中，綜合考察了當前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分布特征。
本研究提出的問題是中國的城市化與中國的人口究竟如何配置和布局，換言之，什麼樣的人口和城市分布才是合理的。所謂合理，應從兩個方麵來考慮：第一，必要性，從資源、政治、經濟多重角度看，怎樣的分布才有利於資源的有效利用。第二，可能性，即從人口流動、變化的趨勢看，這樣的布局是否可能。此角度探討的是中國人口在地域和城市中如何分布，目的在於使城市的發展更具有合理性。下麵，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國城市外來人口是如何分布的。
1、中國城市外來人口分布的特征
以省際外來人口總數、外來人口中農業戶口人數、省際人口流動占總外來人口總的比例及外來人口中農業人口所占的比例這四個變量，對全國各省市進行六分類的快速聚類。結果，廣東為第一類，江蘇、浙江為第二類，福建、山東、湖北成為第三類，上海、北京聚成第四類，山西、內蒙、黑龍江、安徽、河南、湖南、廣西、重慶、四川、貴州、新疆、遼寧、雲南、河北成為第五類，天津、吉林、江西、甘肅、海南、寧夏、西藏、陝西、青海聚成第六類。從人數平均值來看，城市吸收農業外來人口能力比較強的幾個省區是廣東、江蘇、浙江、山東、湖北、福建；同時，上海與北京這兩個超大規模直轄市也有著比較強的吸收能力。
以經濟動因為主的人口流動，在地域上體現得比較明顯。根據表2，觀察省際外來人口比例，第一、二、四類（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北京）為當前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也是省際流動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從農業人口所占的比例來看，廣東、江蘇、浙江外來農業人口的比例均非常之高，一方麵說明，東南沿海省份飛速發展的經濟吸引了大量外來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麵也說明了，這些省份對於外來人口有巨大的吸納潛力。相反，北京對於外來人員的政策與廣東等南方省份有很大的不同，戶籍上多采取排斥政策，因此，進入北京的外來勞動力雖然多，但是，非農業外來人員比例比其他地區要高很多，這說明，北京更傾向於采取吸納精英的政策，吸收了不少高檔次的勞有發展狀況較好城市的，比如山東膠東半島、福建沿海、湖北武漢地區等。這些經濟核心地區對於省內的外來人口有著比較大的吸引力，因此，省外人口所占的比例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