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似乎投機的成功越是眩目，巴菲特越是急切地想把它刹住。事實上，他在牆上貼滿了有關1929年危機的剪報以時時提醒自己。他沒有歐普藝術的裝飾，沒有任何在貝弗希爾斯風靡的東西--隻有大堆孤零的穆迪書籍整整齊齊的排列在暖氣片上，還有幾幅照片，他的辦公室很像是一個事業上比較成功的牙醫的辦公室。接待區掛著富蘭克林的箴言"傻瓜和他的金錢會被很快的揮霍"以及一幅1830年拍攝的華爾街的照片。這兒沒有任何像弗雷德·卡爾所做的那樣的活動，巴菲特甚至連股票行情牌都沒有一個（行情牌每分鍾報出一次股價，幾乎每個職業投資家都有一個或與之等同的計算機設備，並且成天地核對）。
巴菲特的看法是：職業投資者在投機性上與業務人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看到，職業家們保持冷靜的頭腦而業務選手成為衝動的犧牲品的事實恰好顛倒了過來。
人們也許猜想具有一般私人投資者所沒有的判斷力和學識的專業投資人員之間的競爭，會糾正某些無知個人異想天開的念頭。然而，真正的情況是這些專業投資者和投機家的精力與技能都轉移到了別的方向。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實際上更關心的不是對一項投資的可獲收益在其整個生命期中做出一個出色的長期預測，而是想趕在公眾前通過一種傳統的估價基礎來預測變動。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一項投資對於買下它來"保留"它的投資者有多少真正的價值，而是關心在眾多心理因素影響下，3個月或一年內市場會如何估價它。
實際上在1936年，約翰凱恩斯就曾經描述過這些情況。盡管凱恩斯理所當然可以被認為是一位宏觀經濟學家，但是巴菲特在閱讀他的著作中體會著他對市場也有相當深刻的洞察力。事實上，凱恩斯的職業曆程在某些方麵上預示著巴菲特的職業曆程。早些時候，他在做貨幣、玉米、棉花和橡膠投機時，損失了大筆的財力，後來，他反省自己的錯誤，成為一位做長期的、有選擇性投資的倡導者。他冷靜地跟蹤市場，每天早上花一小時來觀測市場，為自己和國王學院的賬戶編撰了一份明星檔案。他作為主席，在國家共同人生保險團體會上的發言，因其對市場價格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在30年代的倫敦廣受稱頌。
巴菲特認為，凱恩斯在"投機"時代能如此中肯地看待問題，在於他深深懂得公眾們會如何影響股市的價格。股市本身就是一個集群，是由在任何給定的時刻跟隨價格的人們組成的。這一堆不定形的人群，每天乃至每小時都在重新估計價值。然而一個給定的企業形象--比如沃爾特·迪斯尼--變化起來就要緩慢得多。公眾對所有MP的熱情不太可能從周二到周三就有很大的變化，有時甚至一二個月都沒什麼改變。因而迪斯尼股票上的大多數波動，來自於這個企業被公眾感受程度的改變，而不是來自於企業本身的改變。這些職業投資者僅需要依靠超出常人的機智便能搶先一步，即始終比人們的觀點上飛快的轉變領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