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合理的價值“研究（續） 第九章 物價問題
沒有疑問，一切穩定中影響最大的和最困難的是金融的穩定。金融控製是世界範圍的，涉及全世界中央銀行的協作行動。它包含國際主義，越過群眾的國家主義的保護稅則的浪潮。首先提倡金融穩定的動議，不是來自銀行家或者經濟學家，而是來自政治家。1833年，在世界範圍物價下跌期中，從1833至1868連任下議院議員的斯克魯普向他的選民發表意見，主張定期公布"一種可靠的物價趨勢"，據以校正"法定價值本位"的波動，以便一切商業中人可能"參照這種物價指數表調節他們的金錢債務。"這種物價指數表後來由哲逢斯根據數學原則編造，稱為物價平均變動的指數。在斯克魯普的這種想法以前也曾有別人的類似的想法，可是多半是出於好奇心，而不是對商業契約的實際的建議，而斯克魯普的打算隻限於長期契約中自願的協議。
直到威克塞爾在1898年和費希爾在1911年，才提出要穩定法定的貨幣標準本身。威克塞爾主張控製貼現率，費希爾主張控製美元的含金量，使商業金融的長期契約和短期契約都應該在集體控製一種穩定了的物價水平本身的條件下進行。這些建議突出了一切公共政策和合理價值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它們牽涉到一種世界範圍的倫理問題，起因於利益的衝突：個人和某些階級應該通過提高自己的效率取得財富呢還是應該利用稀少性計量單位的價值上的變動取得財富呢？在資本主義文明的"老板"的控製一切的辦法下，那是效率利潤對稀少性利潤的問題。
從1929到1932年，美國的一般批發物價水平跌落百分之三十三，農產品的價格跌落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可是，拿百分之三十三作為平均數字，一切長期債務的負擔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這意味著其他國家必須比1925年戰債清算時向世界市場多輸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商品，來償付歐洲對美國的黃金債務。對我們本國人民也是如此。在1932年，為了償付1929年以前訂約成交的公私債務，所需要生產和出賣的商品，比在債務成交時至少要多出百分之五十以上。這意味著對國內和國外生產者一種金融的剝削，達到他們的產品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們現在必須多售出這樣多的產品，才能清償三年或更多年以前借入的債務。任何人如果考慮到美國工業和農業的效率的驚人的提高，就會自然地首先假定供求"法則"應該會產生一種相應的物價下跌。
例如，鋼鐵工業或者種麥產業的效率若是在十年中增加百分之十，也就是說，同一數量的勞動和管理在一定時期內增加產量百分之十，那末，我們應該自然地預其它們的價格下跌，大約每年百分之一，或者在十年中下跌百分之十。這些數字是隨意說的，隻作為例證。聯邦準備銀行對1919至1927年中製造業的效率增加的估計，還要大得多--效率增加百分之四十七，因此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五。
可是，就以我們舉例的數字來說，如果鋼鐵業的效率和小麥業的效率同樣都是在十年中增加百分之十，如果它們的貨幣價格在那十年中下跌百分之十，想想看，那會發生什麼情況。我們可以擴大那種假設。假設鋼鐵代表一切製造業，它們的效率以同樣的速度增加；小麥代表一切農業，它們的效率也是以同樣的速度增加。
所有的農人把他們的全部農產品賣給所有的製造家；製造家把他們的全部工業產品賣給所有的農人。兩方麵各種東西的價格同樣地降低了百分之十。
可是，交換價值降低了嗎？這是"名義"價格和"實際"價格的區別。名義價格是一單位商品可以買得的貨幣數量。實際價格是那一單位商品可以買得起他商品的數量。可是我們不用"名義的"這個字眼，而用"製度的"這個字眼。名義的價格是製度的價格，後者我們簡單地稱為價格。
實際的價格我們稱為交換價值。這是因為用來測量名義價格的貨幣隻是一種買賣的製度，然而它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根本的製度，我們通過它來取得我們真正需要的其他商品和服務的所有權，用我們自己的商品去交換。因此，我們不說用我們的商品"購買貨幣"，而說我們"賣出商品換取貨幣"。我們不說"用貨幣交換"商品，而說"用貨幣購買商品"。
必須我們先賣出商品取得貨幣這個製度物，然後著手買進我們需要的商品，才知道實際價格或者交換價值。因此，我們對於用一單位自己的商品換得的另一種商品的數量，不稱為我們的商品的"價格"，而稱為它的交換價值，像那些不談貨幣的古典經濟學家那樣。對於用一單位自己的商品換得的貨幣，不稱為它的交換價值，而稱為它的價格。
交換價值是"實際價格"。價格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價格。價值是商品的數量乘它的單位價格，用貨幣計算。工資、利潤、利息和地租都是如此。然而，在這裏，我們所占有的那"商品"--姑且稱為商品--我們不賣出。我們隻賣它在一個時期內的使用。這種使用，是我們賣出的真正商品。
在關於勞動、債務和投資的時候，我們稱為服務--工作的服務、等待的服務和冒險的服務。名義的，或者不如說製度的工資，是貨幣工資，就是，出賣勞動服務或者勞動力使用所取得的價格，所取得的貨幣的製度物，按一小時、一天、一星期或者一件計算。名義工資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勞動的價格。
可是，實際工資，或者工人的勞動力的使用的"實際"價格，是貨幣工資將購得的衣、食和其他物品。我們稱為"實際工資"，可是和我們在這裏叫做為別人工作的服務的交換價值是相同的東西。同樣地，名義的或者製度的利息，是貨幣的所有人由於讓別人在一段時期內使用他的貨幣作為購買力而收入的若幹貨幣。它又是對一種服務--等待的服務--的報酬。
因為這種等待的服務而獲得報酬的人，是那些用他們的貨幣儲蓄主要地購買債券的債權者。在貨幣市場上，這叫做"貨幣的價格"或者"貨幣的價值"。這是名義的或者貨幣的利率，就是，付給等待的服務的資本主義的或者製度的價格。可是付給等待的服務的實際利率或者"實際價格"，是債權者用他作為名義利息收入的貨幣所能購得的若幹物品。
這若幹物品是他的等待的服務的實際價格，也就是交換價值。利潤也是如此。名義的利潤是一個企業機構在一段時期內付了名義利息、名義工資和其他一切價格以後所收入的若幹貨幣。它是一個企業承擔了風險以後因為這種服務而從公眾得來的資本主義的價格。
可是，實際利潤是這種資本主義的利潤能在市場上買得的各種物品的數量。實際利潤和承擔企業風險的服務的交換價值是同一回事。地租和租金也是如此。名義的或者製度的地租或租金，是由於自己讓別人使用我的土地、房屋、馬匹或者任何物質的東西，而收入的貨幣價格。可是，實際租金是名義租金可以購得的若幹物品。實際租金就是實物的使用的交換價值；而名義租金是為了同樣的實物的使用而付給的資本主義的價格。
那末，一般說來，價格是商品、服務和使用的出售者所取得的製度的價值、或者貨幣的收入、或者資本主義的收入；而交換價值是實際價值，是這種出售者所取得的實際收入。但是，雖然價格是製度的，交換價值是"實際的"'，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價格卻是很實際的--它決定誰取得效率的結果。
自從1921年以來，技術的效率一般地以非常速度在增高，所以這一點日益重要。美國勞工聯合會在1925年大會上通過一項決議，希望和雇主合作，提高產業的效率，隻要勞工能以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兩重身分，從較高工資和較低物價兩方麵，在那提高了的效率中分享到它應得的一份。要求這些較高的工資（有別於常年收入），是因為它們使勞工能購買增加了的出產，從而防止失業呢，還是在單純地因為較高的工資意味著較高的生活水平呢？
第一種理由是根據不足的。較高的工資標準也不會就能防止1930至1933的失業。可是，第二種理由是合理的。提高生活水平和縮短勞動時間本身就值得要求--在許多產業中都值得要求，即使沒有效率的提高。可是，勞工取得這些較高的水平，是應該以生產者的身分，通過較高的工資呢，還是應該以消費者的身分，通過較低的物價呢？美國勞工聯合會要求以生產者和消費者兩重身分同時取得較高工資和較低物價。這裏是利潤邊際的重要意義。
如果雇主的價格平均隨著效率的增加而比例地下跌，利潤邊際仍舊和以前一樣，雇主的地位也就和效率沒有提高時一樣，沒有能力實行提高工資或者縮短工作時間。
他們對勞工的要求，一定答複說，效率提高的利益已經在較低物價中歸於勞工，再沒有多餘的可以用來增加工資。最後的結論是那糟糕的狀態，主張用一種限額的或者"勉強對付"的製度，將有限的就業量分配給所有的勞工，使他們做半工或者"受限製"。
這就使勞工作為一個社會階級不得不維持它自己的失業者，而不是穩定充分就業。這使人想到另一種結論，所謂平均來說，商品的價格應該穩定，勞工取得較高的生活水平，應該是作為較高工資、較短工作時間以及常年穩定就業的生產者，而不是作為在較低物價和失業情況下的消費者。
由於不能辯別清楚利潤邊際、利潤率和利潤份額，以及每小時或每天的工資率和每年的全部工資收入，以致討論這個問題的一些著作家不知不覺地從一個觀念轉到另一個觀念，而自己莫名其妙。福斯特和卡欽斯有一種利潤邊際的觀念，因而他們建議一般物價水平的穩定，可是他們轉移到利潤率，然後又從歸於消費者的份額太少這一點得出他們的結論。
他們說，產業在發達的時期付給消費者的錢不夠購買所生產的物品，如果物價隨著效率增加而比例地降低，這一點顯然會得到糾正。在這方麵，他們仿效了十九世紀馬爾薩斯、勞伯特斯、共產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的理論。可是，如果人們對利潤邊際真正了解清楚，那就不僅商業循環中物價的漲落應該可以盡可能防止，而且長期的跌價趁勢也應該可以防止，例如從1815到1849的發現黃金、從美國南北戰爭到1897年提煉黃金的新發明、或者1920到1933這幾次的長期跌價趨勢。要防止物價過度下跌，必須在以前防止物價過度上漲。
這種小心預防揭露了效率這個名詞的一種雙重意義。它意味著使工人加緊工作，又意味著以機器替代人力。在1919年物價暴漲中，工人那樣容易從競爭的雇主那裏得到工作，以致他們對工作毫不注意，甚至把他們的卡車拋棄在大街上，以便接受另一個雇主所出的較高工資。他們不肯好好地工作。據作者知道的一個例子，他們的效率降低了三分之二，他們的工資卻增加了三倍。到1921年物價暴跌時，數以百萬計的這些工人失了業，然後，當1922年商業開始複蘇時，勞工已經受過"清算"，由於在1921年害怕失掉工作崗位，所以又加緊幹活。
因此，用1919年作為比較的基點，效率上百分之四十七的增加也許主要地是由於工人操作速度的增加，這和機器的采用及工場組織的改良同樣重要。商業循環在1919年敗壞了工人的風紀，在1921年弄得他們貧困，在1922年逼得他們不敢怠慢。這都是雇主的利潤邊際發生變化的結果。因此，假定所有的產業中真正效率同等的增加，十年中每年增加百分之一，如果一切商品的價格同樣地降低了百分之十，交換價值或者實際價格也降低了百分之十嗎？不。它們仍舊和以前一樣。一蒲式耳小麥仍然交換和以前同樣數量的工業品，一套衣服仍然交換和以前同樣數量的農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