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年間，經太宗的苦心經營，延續了隋代的多種政製，如三省六部製、府兵製、均田製、租庸調製、科舉製、常平倉製等，堪稱完備，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太宗施政有方，選賢問廉能，克己納諫，成為一種良好的政治風氣。曆代有為的治國者，皆追慕而力圖仿效。
太宗用人唯才，不問出身，且重修《氏族誌》，以功臣代世胄，科舉代門第，逐漸改變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重視門第的風氣，世家豪族輪流掌政的惡習，廣開平民高誓機會，清除舊社會的觀念，緩和了社會矛盾。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麵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古代集權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粒
不過人無完人，倒是都沒有十全十美的，自然也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貞觀時期的初唐處於帝國的上升階段，貞觀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現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問題上。
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於亂刃之中以後，就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
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後開始的。事變後的太宗急於獲得百姓口風的認可，自然就和懷影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這種結合，一開始就有著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特征。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
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欲，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
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後，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隸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於形式主義。
貞觀八年，一個官僚皇甫德參進諫：“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裏學的。”
太宗聽後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征用一個勞動力，一鬥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至於他對著長孫皇後要找機會殺了魏征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
司馬先生的眉飛色舞，仿佛就好像置身於“貞觀”時代當鄭可見對其的在朝政上的觀點多有認同，語氣中還流出了向往之情。
顯然司馬先生並沒有注意這些還在自言自語的著，也沒注意到二皇子有沒有在聽。
這一生壯誌為籌，也隻能過過嘴癮來解解心中的困苦，同時也寄望於二皇子，希望也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