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伯年初辭去江寧府尹之位，但告老之奏折給封還。雖說張玉伯在辭去江寧府尹之位後稱病不朝，但一直兼著都察院左僉都禦史的頭銜。
張玉伯與林縛的關係，亦是友故、亦是政仇；他任江寧府尹之初，為當時畸高的糧價，就拿當時與淮東一係關係密切的顧天橋下手，也是廟堂之上、曾公開抵製林縛把持朝政大權的高官。
公府治政後，林縛使張玉伯從江寧府尹位上去職，實際是削去他的實權，但封還了張玉伯告老的請折——在時人看來，更多的是林縛做了婊、子，還想立牌坊，要將張玉伯架在廟堂裏做擺飾，以示其容人之量。
到濟州都督府正式設立之時，除軍政官員外，自然也要另外派遣監察官員，林縛直接就指名要都察院派張玉伯來濟州做按察史。
濟州都督府受中樞直轄，在級別上與諸郡司相當，故而都督府等同於宣撫使司，按察使司、審刑司、兵備司、市稅司等衙署，也一並照郡司設立。
濟州都督府的軍政級別雖高，但在年後才知道中樞在海外竟然還有這麼一塊飛地的世人眼裏，濟州與廣南郡所轄的雷州、瓊州等瘴疣橫生的偏遠落後地區有什麼區別？
雷州、瓊州曆來都是貶謫官員之所，而張玉伯以往身居江寧府尹之高位，給逐出中樞，放任地方，哪怕是杭揚等地，都是貶謫，更何況是遠在萬裏之外的海外飛土、瘴癘之地？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林縛這回終於對張玉伯下狠手、放逐海外。
張玉伯、趙舒翰等人，即使對淮東有著比旁人更深的了解，但也有限；在他們的印象裏，濟州也頂多是時常有海船駐泊的荒涼小港而以，也許比蠻荒之地熱鬧一些，但絕想象不出濟州的繁華來。
張玉伯，在任命下達之初，也是認為林縛這次是下定的決心將礙眼的他踢得遠遠的，甚至給林縛寫了一封言辭肯切的書函，希望能使家人留居江寧，他孤身去濟州赴任。
他已做好客死異鄉的心理準備。
林縛看過張玉伯的信函，又氣又惱的派人將信丟了回來，告訴他，便算是充軍流放，依律其妻子也需同行伺候。
與張玉伯一起給踢到濟州、攜妻兒赴任的，還有藩季良、陳臾等人。
藩季良與陳明轍為故舊，曾為前相陳西言的幕僚；江寧戰事之後，與陳恩澤出任江寧府左右司寇。
陳臾則為陳西言次子，與林縛同科中舉，但次年未能錄進士，之後科考就停廢了。江寧戰事之後，陳臾因蔭襲中大夫、在戶部擔任員外郎，這次一並叫林縛直接點名到濟州任事。
藩季良任按察副史，兼領審刑司，陳臾任市稅司監事，都是一些掌握不到濟州軍政大權的閑散官職。
趙舒翰倒是主動請求到濟州赴任的；不是說他向往濟州，而是張玉伯、藩季良、陳臾等人給踢到濟州之後，他孤身留在江寧，連個飲茶喝酒的友人都尋不見，自覺也受林縛討厭，還不如自我放逐、同來濟州同甘共苦。
張玉伯、藩季良、陳臾等人，包括趙舒翰在內，在傳統上屬於帝黨一係，立意維護元越帝室之統治，淮東奪權謀立之心日益彰顯，他們與淮東的隔閡就日益加深。
江寧戰事期間，永興帝棄都而逃，他們這一幹人等皆有氣節，留下來助陳西言孤守江寧；在那之後，他們對永興帝絕望之餘，也與程餘謙、餘心源、張晏等帝黨人物分道揚鑣。
江寧戰事後，林縛初得江寧，還談不上完全掌握大局，所以也要用他們來平衡淮東與帝黨舊係人物之間的關係，但他們在江寧實際上存在一個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尷尬地位。
荊襄大捷，以及左承幕、胡學穆、嶽冷秋等一幹大佬，或明或暗的倒向淮東，使得淮東無論是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占據絕對的主動，林縛不需要再看帝黨一係的臉色。
賜九錫、開府立官製，揭開公府治政的序幕——林縛也不再需要張玉伯、藩季良、陳臾等人留在中樞去平衡國公府與帝黨之間的關係。
張玉伯、趙舒翰、藩季良、陳臾等人攜家小於五月上旬在給放逐、離開江寧之時，心思多少悲壯慷慨，也與江寧的友人飲過訣別酒，從江寧直接登船，飄洋過海，來到濟州——當繁榮之景不下江寧的濟州城，代替他們所想象的蠻荒、瘴鬁之地，呈現在他們眼前時，差點刺瞎了他們的眼睛。
這時候展開在他們眼前的，不是一組組枯燥的數據，而活生生的、可以觸摸得到、與數據相對應的撲麵而來的繁華。
每年，約有一萬擔生絲、二十萬簍茶、兩百萬石米糧、數百萬斤鐵、數百萬斤鹽、近兩百萬筐煤、上百萬斤銅、數十萬匹新布、數萬匹湖綢、數十船瓷器、數十船蔗糖、上萬匹騾馬、十數萬張皮料以及桐油、獸鬃等大宗貨物，經濟州港中轉或直接在濟州城進行貿易。
濟州是核心中轉港，將高麗、扶桑、夷州以及中原的崇州、明州、江寧、海州、泉州、晉安等地聯係起來。不僅從高麗、扶桑輸入中原及中原輸往高麗、扶桑的貨物，要從濟州中轉，高麗與扶桑之間的貨物貿易，也需要經濟州中轉、叫濟州從中分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