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經海東商路的會社商幫，皆需要在濟州入冊備案、並設會館以為聯絡……
便是這些，在短短十年間，造就了濟州異樣的繁華。
充足的市稅來源，為濟州城建設提供充足的銀款，而完全嶄新之地的建設，使濟州城能夠脫離窠臼、不拘泥於傳統，更是使諸多新匠術以及從海外搜羅來的新材料，在濟州城的建設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完善的市政規劃及整飭的道路建設；因為最初租借用地的緊張，使得濟州城裏的官民舍，打破傳統的平鋪院落形製，一律采用二到三層、樓院相挨的緊湊格局；此外都督府、淮東錢莊、黑水洋船社、公學、醫館、商社會館等官民機構建築在城中建得額外雄偉壯觀——外牆麵統一抹上白灰混漿料，使得整座城池在青山之下，仿佛微波粼粼的灰白色之湖。
整個濟州港口岸線長達十數裏，甚至比崇州港還要壯觀，可以同時駐泊三四百艘大型海商船；入夏之後，也差不多有近三百艘大型海船駐泊濟州等候風暴季過去。
城內主要長街，皆鑄鐵立柱，頂置琉璃大燈，以為街火；由於港口駐泊著飄洋過海來的商船，來帶大量的商旅，使得濟州客棧、茶肆、酒莊、勾欄、舞榭之繁華，甚至不下戰後之江寧。
當然，除了海商、流戶之外，也是科考久廢，受生活所迫而來濟州討生計的浙閩文士，受商賈雇傭來濟州從事算籌等事。他們飄洋過海來討生活，即使舊時讀的是儒書，此時也大多不尊儒學，務實成為首要遵從的標準，故而使得雜學在濟州的發展，尤其的活躍。
濟州都督府也是第一個廢除仆役舊製、全麵實施雇傭新製、行商社入籍備案製的地方；其他在中原受到傳統所抵製的新政、新製，在濟州倒是輕易就推行下來，所受阻力也少。
當然，為確保濟州島在海東商路之上的核心地位，兵額高達一萬五千人的海東行營軍主力也常年駐紮於濟州城的北麵軍壘之中。
也恰恰是控製著這麼一處地方，確保淮東能直接從海東商路裏每年抽取近四百萬銀元的軍資，使得林、宋、陳、周、孫等圍繞在崇公國府外圍的勢力，每年能從海東商路裏抽取近千萬銀元的厚利……
登上濟州島的那一刻，張玉伯、趙舒翰等人恍然明白過來，林縛將他們踢來濟州，不是要將他們放逐到蠻荒之地來、懲罰他們對淮東不馴服，而是要拿活生生的事實教訓他們，要叫他們開眼看世界：在即將成立、欣欣向榮的新帝國麵前，元越是那麼糜爛、暮氣沉沉、孱弱無能、不堪挽救……
張玉伯、趙舒翰等人，就比宋石憲、羅文虎他們渡海東來早半個月。
這半個月的時間，隻能使他們先在濟州城安頓下來，還沒有時間去福江、鬆浦。張玉伯作為按察使，實權很少，但級別與濟州都督同等，有專門官邸。
趙舒翰、藩季良、陳臾等人皆攜妻小，住宿都督府給派遣將官住宿的驛舍，實際也是獨棟相挨的磚樓，隻是等級不如都督及按察使官邸顯得那麼森嚴罷了。
生活倒沒有不適，濟州雖小，但在衛生、交通等各方麵，比江寧城規範得多、整潔得多；與濟州城相比，還沒有從戰事裏完全恢複過來的江寧城，倒更像是個窮鄉僻壤。
張玉伯、趙舒翰、藩季良、陳臾他們一路哭哭啼啼、尋死覓活給趕來濟州的家小，也很快就適應了濟州生活。陳恩澤、周廣東暫時不在濟州，馬一功、周貴堂等濟州軍政商核心人物，能明白林縛的心思，不但不會刁難張玉伯他們，還是盡量讓他們融入濟州軍政體係裏來。
這半個月的時間流光抹影一般晃過，張玉伯、趙舒翰還沒有從最初的衝擊中回過神來，宋石憲、羅文虎隨陳恩澤來到濟州，則帶來兩個驚人的消息：其一是林縛決意派兵參與高麗國內戰，開辟對燕胡的第二戰；其二就是宋石憲領隊來濟州觀察日蝕，根本目的就是實測日蝕時差，推翻“天圓地方”之舊說，確立日心新說。
第二個消息，尤其的驚人。
雖然後期為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但林縛興雜學，趙舒翰長年累月在江寧草堂著書講授雜學匠術，是立了大功勞的；趙舒翰也絕對是能與宋石憲、薑嶽、葛司虞比肩的大宗師級人物。
趙舒翰早年在整理曆法資料時，就注意到同次日蝕在不同地方記錄有時差的問題，但“天圓地方”的聖人之說太深根蒂固，叫趙舒翰不敢細想下來。
實際上，早年測星術也是因為與“天圓地方”的聖人之說相違，才給為聖人立言的儒學正統斥為異端邪說而遭禁止。隻是測星術在航海上，比羅盤還有著更廣泛的用途，故而在海民之間偷偷的傳下來——
淮東能縱橫東海之上，還得益於測星術的推廣。要沒有這個後世給稱為等緯航法的技術手段，淮東就沒有辦法實行崇州與濟州島之間的直航。
趙舒翰畢竟跟傳統的腐儒有著天壤之別，淮東測星術的完善，還有他的功勞在內，對“日蝕時差”現象會推演出“日心說”，差不多在宴席之間與宋石憲簡單的交流之間，就徹底點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