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抽水機規則
正德初年，劉瑾當政期間，兵科給事中周鑰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邊人搶救時，周先生已不能言。從者拿來紙筆，周鑰寫下“趙知府誤我”幾個字後便死了。
按照級別，給事中不過“從七品”，還不如七品知縣的官大。按照實際的地位和權力，六科給事中在皇帝身邊負責監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諸司，各部各地的大員們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錯誤指示，隻要不合聖人之教、祖宗之法，給事中在名義上也有權“封駁”，頂回去不準下發。科道之官是官場上的鷹，是最高層級的食肉動物，是以各級官員的身家性命為食的動物。在科道任職，成為六科給事中或十三道禦史的一員，乃是明朝讀書人的仕宦美夢，一個美夢成真的人何必自殺？
《明史》卷188上說，那時劉瑾當權，甚為驕橫，奉使出差的人回來，劉瑾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筆賄賂。周鑰到淮安辦事，與知府趙俊的關係不錯，趙知府答應貸給周鑰“千金”，以應付劉瑾，臨走時又變卦了。周鑰“計無所出”，船走到桃源時自殺。
讀完這段介紹，我仍然不懂周鑰何必自殺。一千兩銀子的購買力大約相當於如今的40萬人民幣，誠然是一筆大數。但這筆賄賂即使像債務一樣硬，確實還不起又能怎麼樣？竟值得自殺麼？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個給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榮譽的高峰，成了親友和眾鄉親的驕傲，忽然有可能丟官，榮耀將變為恥辱，半生的努力和未來的前程也一並付諸東流，這些東西加起來，不值得自殺麼？——對我來說依然勉強。
最後，時人陳洪謨的一段記載幫助我理解了周鑰的選擇。據《繼世紀聞》卷二說，給事中安奎、禦史張出京查盤錢糧，返京後劉瑾索賄，嫌那二位給得少，就說他們參劾官員失當，大發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將這二位枷於公生門。當時正是夏季，大雨晝夜不停，這二位就在雨中淋著。
原來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據《明史》卷95介紹，劉瑾通過親信控製了東廠和西廠這兩個特務組織，讓兩廠競爭，調動了特務們的積極性，並且有許多發明創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們的發明之一。戴了這種枷，“不數日輒死”，《明史》卷192也說，“枷死者無數”，可見擺在周鑰麵前的前景多麼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鑰的自殺便有了選擇安樂死的意思，這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看了這個故事，不知諸位是否發現了點什麼。我初讀時感覺有點古怪，但並沒有意識到什麼古怪，更沒有發現什麼。後來又讀了六七項記載，都是關於劉瑾如何索賄，不如願就變著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讀著讀著，忽然就明白了，原來劉瑾向我們展示了一條級別很高的潛規則。與潛流的比喻對應，我為這條潛規則想了個名字，叫“抽水機規則”。換一個比喻也可以叫“捕魚規則”。
我讀到的官場徇私舞弊故事，給我留下一個總印象：麵對百姓，貪官汙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動進攻態勢；麵對官場同僚，一般則采取“薑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溫和策略。按說，隻要手裏有烏紗帽之類的釣餌，不愁魚不上鉤。烏紗帽意味著合法傷害下級和百姓的權力，拿到這個權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這是很合算的買賣。換個比方說，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出流，隻要有利益吸引著，官吏自然會流過去完成權錢交易。但是劉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釣餌，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過去，他徑直把釣竿換做魚網，將進京的官員一網打盡，直接往官場裏插一根抽水機管子，開足了馬力硬往上抽。劉瑾的管子長度有限，口徑也太大，通常夠不著下層百姓。按照渠道係統的分類方式，最高級別的渠道為幹渠，次為支渠，再次為鬥渠，下為農渠，最下為毛渠。劉瑾看不上農渠毛渠，主要往幹渠支渠裏插管子。
周鑰、安奎之類的中央監察官員，被劉瑾像堵住籠子抓雞一般地隨意收拾，其實他們出了北京就是官場上的鷹。在他們監視之下的地方官員很願意向給事中和監察禦史納賄，明末也流傳著給事中是受賄之王的說法。如今這些大王必須統一向劉瑾納賄了。上述官場之鷹的總數，六科給事中有58人，十三道禦史有110人。監察係統還有一批官員，大約20多人，他們掛著左右副都禦史（近似監察部副部長）之類的頭銜巡撫四方，常年在外，這些鷹也要統一向劉瑾納賄。
《明史·宦官列傳》說，當時內閣的焦芳、劉宇（近似國務委員），吏部尚書張綵（近似人事部部長），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近似╳的中統局長兼中央警衛局局長），都是劉瑾的心腹。他們變更原來的製度，令各地巡撫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時向劉瑾納賄。延綏巡撫劉宇不來，被逮捕下獄。宣府巡撫陸完來晚了，幾乎被判罪，賄賂了之後才讓他“試職”。《明史》卷186還提到一個叫冒政的清官，掛著右副都禦史的頭銜巡撫寧夏。冒政為官廉潔，劉瑾索賄不得，就找了一個岔子將他逮捕，又罰米三千石。劉瑾死後，冒政才恢複原官職退休。
比監察大員低一個級別的渠道，當屬各省的行政長官。
《繼世紀聞》卷二說，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諸司赴京朝覲。劉瑾下令每個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銀二萬兩，交了錢才放人回去。銀子則由劉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員無奈，紛紛向京師巨室借貸，回任後，為了還貸再加倍搜刮民財。這個過程假如反映到賬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雜簿”，各省長官回去後搜刮“雜入”，填補正簿中的“雜出”。而劉瑾等又從宦官的雜簿中領走了自己的一份。
《繼世紀聞》記載的這次大規模索賄已經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規定，各地官員每三年入京朝覲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劉瑾剛剛得勢，便向天下三司官員索賄，一個人一千兩銀子，多的要到五千兩。不給的則貶斥，給得多了則升遷。所謂“天下三司”，指的是當時全國十三個省的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馬、錢糧和刑名，號稱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揮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為732石米，按市價折成銀子不過366兩。布政使（近似省長，從二品）的俸祿是每年576石米，折銀不過288兩，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劉瑾也不夠。這批人的總數，以每個職位至少設左右或正副二職計，大約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萬雪花銀的進項。
劉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運、鹽政、屯田和科舉這些領域。這些領域的正式製度，譬如鹽引製度之類，解釋清楚已不容易，再講明白其中的貓膩更費筆墨。我在這裏隻選一個科舉方麵的簡單故事作為示意。
《明史》卷174說到一個叫安國的人，接父親的班當了軍官。正德三年，安國考中了武狀元，分配到陝西三邊當代理師長（進署指揮使）。這時候劉瑾索賄來了。安國和同時中武會舉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錢來，劉瑾便發配他們下連當兵（編之行伍），隨時聽候調遣，禁止擅自歸家。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幾乎難以維持生存。而邊疆的守臣害怕劉瑾，誰也不敢收用他們。直到劉瑾死後，安國才回到考試前的起點——接父親的班當軍官。
劉瑾也幹過許多賣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當，這屬於權錢交易，不是抽水機運轉。除了數額特別巨大，交易對象身份特殊，出賣公眾利益時特別肆無忌憚之外，這些行為並無創立新規則的特殊意義，這裏暫且從略。
總之，劉瑾具有出類拔萃的進攻性。我們可以在上述故事中發現一個共同點：那些官員們付出的賄賂並不是升官發財的投資，而是避禍消災的保險費，更準確地說，是對黑手黨欠下的債務。漢語好像還沒有對此作出區別，將這兩種性質的錢財潛流統稱之為賄賂。祖國語言顯然還有進化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