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把他發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個“將軍樓”。怎麼辦呢？一個月隻給我們二十塊錢，二十塊錢的生活費。他說，我們要節約一點，節約一點錢，給孩子們當路費。因為孩子們都被分配到四麵八方，有時候來看看我們。那時他就說，咱們來種地吧。我們住的那個“將軍樓”，前頭有一塊空地，原來也有人種過，後來我們就開了一塊地，我撿石頭。我那個時候有高血壓，不能多動，我連上樓，上我們住的那個樓，我都說，喂，老爺子，拉著我，我上不動了，他就拉著我。我一手扶著欄杆，一手他拉著我上樓。那麼我們種菜怎麼辦呢？種菜就是總得種點吃的呀！自己種點吃的，他挖地，因為前頭有塊空地。他挖地，我就拿個小板凳坐那裏撿石頭。撿完石頭以後，弄成一塊地的樣子，我們就跟老百姓要種子，種那些茄子啊、辣椒啊，這些容易種的東西。澆水呢，他去澆水。
老祖(指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在的時候，他燒火，老祖炒菜，老祖蒸飯。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顧。我說，老祖你走吧！你沒錢雇人照顧你的女兒，你去照顧你的女兒。她說，你們怎麼辦？我說，我們自己來。後來，老祖走了以後，他就來當主角了。買來的肉，他切，不讓我切。我燒火，他炒菜。
我們是在工廠工作。他在工廠是搞什麼的？他是搞銼子。我能幹什麼呢？我就拿汽油洗那個油膩。我看他一天勞動很累，我就跟他說，給他搬個椅子，我說你坐一坐。他不坐。我說，你怎麼不坐一坐？偷點懶嘛！他說，不行啊！我要坐下去我就站不起來了。
發配到江西嘛，江西就我和他去嘛。孩子們在北京就被攆出中南海了，小孩子們都各人領回自己的。樸方那個時候，不是還為這個事摔斷了腿嗎？他是北大的學生，鄧楠也是北大的學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人家把他關在樓上，要他揭發他父親，他說我哪能揭發我父親啊，我不知道他幹什麼錯事了。人家看他不說，就打他。樸方就受不了了，就從窗子上跳下來，就骨折了。
我們就自己省點錢，把他接到江西。接到江西以後，我們讓工廠裏給他做了個架子，因為他躺在床上起不來。架子上有兩個環，他拉著那兩個環就可以坐起來，放開了他又能躺下去。樸方來了以後，當然就增加了我們的負擔。給他洗澡怎麼洗啊？老祖燒水，我端水，他(鄧小平)拿手巾給他擦。先是第一遍擦涼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幹淨。都是他幹，我呢，就是管給他送水、送毛巾。
他呀，最喜歡跟小孩玩了。他不坐在辦公桌上，你看他那個辦公桌，他沒坐，他是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旁邊有一個小方桌，他就坐在那裏看，看文件。小孩在他辦公桌底下玩啊鬧啊。對，他還準備一個粉紅色的小盒子，裏頭裝上巧克力，小弟來了就給孩子一塊。他叫全家人都在他屋子裏坐著，他就看他的文件。我說吵不吵你啊，他說聽不見，我聽不見。他還是很專心的，他聽不見，所以他最喜歡一家人在一塊兒。
他去世了，我們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這是自然規律，你也沒辦法。他去世的紀念日，我們就預先買了些花瓣，就在院子裏撒。一邊撒，一邊說，老爺子，給你撒花了，你聽見了沒有？一邊還說話，還叫他。
每年他的生日，我們全家人還像他活著的時候一樣，大家一塊兒給他過生日。對，一大長桌子，也有客人來參加，還像他活著的時候一樣，紀念他。
他原來說，香港回歸了，我一定要到香港去看一看，去我們收回的土地上去看一看。結果，他沒有等到這個日子他就去世了。後來，香港回歸的時候，我就代表他，帶著孩子們就到了香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