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蘇方也是有準備的，很可能他們竊聽了周總理從北京給我們代表團打來的表示同意代表團方案的緊急電話。所以在鄧小平講完以後，蘇斯洛夫表示，聽了中共代表團團長的建議以後，他對這次兩黨會談未能夠達成協議感到遺憾。他同意中共代表團的建議，暫時告一段落，以後再繼續舉行會談。關於下次會談的時間、地點問題蘇斯洛夫說現在不定為好，以後另行商定。這就是說他們不肯答應下次會談在北京舉行，更不答應由赫魯曉夫率領代表團到北京來。
鄧小平說，我們還是希望在北京舉行，還是希望赫魯曉夫親自率代表團到北京來。赫魯曉夫不是對我們意見很多嗎，他不是昨天還在蘇聯匈牙利友好大會上對我們大加指責嗎，這些話可以到北京去講。
鄧小平所講的赫魯曉夫對我們大加指責，是指赫魯曉夫19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蘇聯匈牙利友好大會上的講話，雖然沒有指名，但是人們一聽就知道他在罵誰的，而且還特別攻擊毛主席關於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觀點。所以鄧小平在20日的會談中說他有意見可以到北京來講，可以直接對我們講。鄧小平說，既然蘇聯同誌認為時間和地點以後再商定，我們也同意。
會談最後討論到這次兩黨會談要發表一個公報時，蘇方拿出一個公報草稿。在這個草稿裏除了講到兩黨代表團什麼人參加會談以外，還有兩句話，第一句話是“會談在友好的、同誌式的氣氛中間進行”，第二句話是“兩黨一致同意停止公開爭論”。
鄧小平看過蘇聯的這個公報稿子以後表示，對這兩點我們有些修改意見，是不是請雙方指定兩個人去共同商量怎麼修改。蘇方表示同意。
在修改公報草稿時，鄧小平說，第一句說什麼“友好的、同誌式的氣氛”都不要，按中央複電指示改為各自闡述自己的觀點。第二句話根本不要，如果要講達成協議，隻講會談暫告一段落，以後再繼續舉行會談，會談的時間、地點另定。這也有中央指示。
雙方修改公報草稿後，就各自提交自己的代表團，然後在雙方代表團會議上念了一遍，雙方都表示同意。這次中蘇兩黨的正式會談就這樣結束。公報於7月22日發表。
當天晚上，赫魯曉夫為中國代表團舉行宴會。因為會談中間雙方已經吵了很多次，所以祝酒時也沒有什麼好說的，隻是為彼此健康幹杯而已。
赫魯曉夫對鄧小平說，我們兩黨中間沒有嚴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
鄧小平坦率地對他說，你不是在蘇匈友好大會上講我們是獨特的路線、搞分裂，而你們是馬列主義路線，這不是分歧嗎？你們代表團幾次發言不是都講嚴重分歧嗎？事實上也是存在嚴重的分歧。我們6月14日的複信和你們7月14日的《公開信》，就是兩條路線明擺在那裏，怎麼不是嚴重分歧？
這時赫魯曉夫說，哎，用這些詞幹什麼，讓作家去寫吧，反正我認為沒什麼嚴重分歧。他支支吾吾地企圖把問題撇開。
但是鄧小平還是強調說，我們雖然存在嚴重分歧，但是我們希望通過討論來消除分歧，增強團結。
鄧小平說，你們發表我們6月14日的信的做法很好。你們3月30日的信，我們已經在4月間發表了。你們這次《公開信》，我們也準備發表。你們的曆次重要的聲明、信件和講話，包括你（指赫魯曉夫）在蘇匈友好大會上的講話，有些我們已經發表，有些我們還準備陸續發表。我們希望你們也發表我們的東西，包括我們的聲明和文章。我們從1962年底到1963年初發表的七篇文章和7月份連續發表的幾次聲明，希望你們也能夠發表。
鄧小平說，1960年我們來莫斯科參加兄弟黨代表會議時，少奇同誌曾經勸過你，希望你不要站在第一線，不要講那麼多話。在那以後，你還是講了那麼多話，我們答辯隻好根據你的話，甚至是直接引用你的，許多觀點都是你自己講的。很對不起沒有別的辦法，因為就是你講的多。赫魯曉夫隻好聳聳肩膀，攤攤雙手。
宴會最終不歡而散。我方代表團當天晚上11點分乘兩架飛機回國。
北京時間第二天下午，代表團回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董必武（當時是國家副主席）都到機場歡迎，歡迎隊伍有各部門的負責同誌和群眾，一共約五千多人。這是毛主席親自到機場迎接出國代表團歸來的少數幾次之一。
鄧小平舌戰赫魯曉夫後歸國，受到毛澤東主席等的熱烈歡迎。前排左起分別為朱德、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彭真、董必武、周恩來代表團下飛機後，直接到中南海頤年堂去開會。
在談話中間，毛主席給代表團的工作做了總的評價。他說，代表團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他說，完全勝利是什麼呢？你們沒有同蘇方達成任何有失原則的協議，這就是完全的勝利。鄧小平說，那種情況根本不可能達成協議。我們去的時候就準備他們不同我們達成協議，還準備他們完全破裂，但是我們力爭不破裂。毛主席說，現在目的已經達到，就是兩黨會談暫時告一段落。像公報所講的以後再繼續舉行。留這麼一個尾巴，這麼一個餘地，就是說中蘇兩黨的關係還不是完全破裂。但是離破裂也差不多，已經到邊緣了。赫魯曉夫曾經說，鄧小平人那麼矮，但是一個重量級拳師。事實上是這樣，赫魯曉夫都搬不動你，鬥不過你，蘇斯洛夫更不再話下。這次你們取得了完全勝利，完成了任務，做了一件好事件。
20多年後，鄧小平回想起中蘇分歧時說：“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
“一個黨評論外國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他們對我們也應該如此，允許我們犯錯誤，有了錯誤以後，由我們自己來糾正。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
“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並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這是過去爭論的一個方麵，意識形態分歧的方麵。這方麵問題的關鍵，在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於麵對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的發展，用新的思想、觀點去認識、繼承、發揚馬列主義。
“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幹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麼，任何黨都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係上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