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闡述“法治”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難三》）他又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定法》）韓非的意思是說，法是編寫成文，設置在官府裏，是公開頒布的，要使老百姓普遍知道，賞罰製度深入人心，對於謹慎守法的人給予獎賞，對於觸犯法令的人給予處罰。韓非還說：“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用人》）意思是說，“法”是準繩規矩，不能離開，不能任意行事，像工匠不能離開他的工具一樣。他還主張大力宣傳“法”，“法莫如顯”，連“卑賤”的人也都要知道“法”。韓非特別強調製定了“法”，就要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他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有度》）他還說：“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問辯》）為了行“法”，不惜設重刑，“上設重刑而奸盡止”（《六反》）。這是為了鎮壓貴族的反抗。在用人和獎賞上要貫徹有利於執行“法”的原則，“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
韓非闡述“術治”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諫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韓非認為，所謂術就是按照需要來給予他們所勝任的官職，按照所具有的名義責任來要求工作達到的實績，君主掌握著生殺大權，考察群臣的才能和業績。這是君主必須掌控的東西。他認為“術”很重要，說商鞅行法“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定法》）。在韓非看來，沒有掌握“術”，“法”也無效。韓非認為統禦術有很強的私密性：“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遇）眾端，而潛禦群臣者也。”（《有度》）這裏說“術”是國君駕馭群臣的手段，暗自運用的一種權術。“術不欲見”（《有度》），“術”是不能讓人知道的。韓非等法家的“術治”，後來為統治階級繼承成為使用陰謀權術的手段。
韓非闡述“勢治”說：“勢者，勝眾之資也。”（《八以》）意思是：所謂“勢”者，就是使眾人臣服的資本和力量。這等於說，勢就是勢力和威勢，或者叫作權威。他又說：“主之所以尊者，權也。”（《心度》）這話說得很明白：君主所以尊貴，所憑借的就是權力。韓非舉社會現象證明：“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製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人主》）又說：“桀為天子，能製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功名》）韓非認為，要治理天下，就要有權力地位，處於“威勢”。韓非說：“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奸劫弑臣》）他認為對於“勢”運用得如何，關係國家的安危。
韓非講“法治”“術治”和“勢治”，是聯係在一起的，他認為三者缺少了哪一個都不行。韓非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難三》）。也就是說，君主之所以了不起，有尊貴的權勢，是由於手中掌握了法和術的緣故。同樣，“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法》）而隻有這兩個工具，沒有高高在上令人生畏的勢，這兩個工具也不會產生正確的功效。用他的話說，叫作“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
韓非法、術、勢三位一體學說的出現，說明封建中央集權製度的理論基礎已經完全成熟。這個理論一直以“外儒內法”的形式，成為封建統治階級推行封建專製主義的工具和思想武裝。所以毛澤東說韓非提出的“法治、術治、勢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統治術，對後世影響很大”。人們口頭常提到的“封建帝王統禦術”，其主要內容正是韓非法、術、勢三位一體的學說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