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品韓非子06(1 / 2)

品韓卷 韓非子是講法治的 (五)

他講的“氣力”其實就是“權力”

也是在1976年1月,毛澤東與侄子毛遠新有一次談話,再次評論到韓非與《韓非子》一書。

當毛遠新談到已看完了《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並正在看李斯的《論統一書》和《韓非子》時,毛澤東說:

“這些書你都應該看,隻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五遍,一部《資治通鑒》我就看了五遍。你說的《韓非子》我年輕時就看過幾遍,其中的《說難》《孤憤》《五蠹》都能背得下來。這個韓非和李斯都是荀況的學生,也都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大法家。後來,李斯做了秦始皇的宰相,怕韓非奪權,就在公元前233年把他殺了。所以韓非感歎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他講的這個‘氣力’,其實就是‘權力’。韓非為什麼被李斯殺了,就是因為李斯的權力比他大。‘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高明的皇帝一定要控製權力,秦始皇聽了韓非的勸告,搞了個中央集權製。我們共產黨也學秦始皇,搞‘一黨治天下’,就是要掌握住國家領導權。”(盛巽昌等編著:《毛澤東這樣學習曆史,這樣評點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頁)

毛澤東晚年的這個評論,可看作是他讀《韓非子》的一個總結。對韓非其人,既講生平,又論學術;對韓非其著,既論全部,又說重點;討論問題,既看曆史,又著眼現實。

談話中的引語,一條出自《韓非子·五蠹》篇,一條出自《韓非子·顯學》篇。所表達的思想無疑是韓非子刑名之學的主幹和精粹部分。

韓非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五蠹》)這是說時代不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時代特征和發展趨勢,體現了曆史進化的思想。這是繼承《商君書》的曆史觀,把人類的曆史分為三個時期,即“上古”“中世”和“當今”。“上古”之世指傳說中有巢氏構木為巢,燧人氏鑽木取火的時代。“中世”之世指鯀、禹治水的時代,延至湯、武征伐的殷、周之世。“當今”之世,指自己所處的戰國時代。韓非關於曆史三階段的劃分,盡管是粗線條的、表層的、片麵真理的,但是他承認曆史進化、承認以“當今”之世為重的思想顯然可取,有利於推動曆史前進。這是他比同時代別的學派思想家高明之處。

韓非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進化要求治國者變法易道。如果守成不變一味“向後看”,就要鬧笑話出亂子。他說:“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他以為時代變了,治國的方法也要隨之而改變,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如果在當今之世,仍“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式的蠢人。因此,他得出結論是:“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五蠹》)“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反之,“時移而治不易者亂”(《心度》)。

“當今爭於氣力”,這是韓非對他所處戰國末期時代特征的認識和概括。別的學派卻不是這樣認識的,他們對於曆史的發展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墨子因為主張兼愛、尚同,認為亂的起因是人們自愛不相愛,“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大亂如禽獸然”(《墨子·尚同》上篇)。孟子因為主張恢複古代的製度,把曆史的發展看成是倒退的,例如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篇)而荀子為了要維護封建的等級製度,把曆史看成永恒不變的,認為“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荀子·非相》)。墨家為兼愛之說,儒家倡仁義之道,欲以道德說教匡救時弊,止列國之兼並,正社會之秩序。然而,儒墨之徒不絕於世而世益亂,此蓋“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禦馬”(《五蠹》),必然無濟於事。在韓非看來,戰國之世“爭於氣力”,兼並戰爭很劇烈,諸侯國要立穩,要統一,就是要有力量。這就要富國強兵,就要實行法治,就要反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他認為:“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外儲說左上》)“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有度》)韓非對所處時代特征的明晰透視,乃其法治思想的現實基礎。韓非思想對於戰國之世、對於強秦統一現實政治之影響所以巨大,正在於此;其刑名之學曆千載而不廢,亦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