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品韓非子66(1 / 2)

附錄卷 找出了中國的赫拉克利特 (五)

《墨家的形式邏輯》

毛澤東喜歡藏書,他自己的藏書是一個小型圖書館。

為晚年毛澤東管理圖書的徐中遠曾經編製一份《毛澤東晚年讀過的邏輯學書目》,其中有:

《墨家的形式邏輯》,詹劍鋒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9月版,一冊。

《中國邏輯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輯)》,汪奠基著,中華書局1961年版,一冊。(引者注:內有墨家邏輯思想史料)

(徐中遠:《毛澤東晚年讀書紀實》,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頁)

《墨子》一書的邏輯思想在“墨經”部分,包括六篇著作:《經上》《經下》《說經上》《說經下》《大取》《小取》。這是戰國後期墨家的著作。其內容主要是認識論、邏輯學和科學方麵。

在邏輯學方麵,“墨經”集各家邏輯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相當完整的邏輯學體係。“墨經”中說:“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直接揭示了概念(名)、判斷(辭)和推理(說)這三種思維形式及它們的區別與聯係,並指明了推論賴以進行的邏輯方法。在名實關係上,主張“以名舉實”。認為判斷的成立必須符合事實,即所謂“當”。要達到判斷正確還必須遵守思維規律。《墨經》中提出了一係列推理的方法,如“或”“假”“放”“辟”(譬)“侔”“援”“推”等。《墨子》中的邏輯思想,在中國乃至世界古代哲學史上,是有其光輝地位的。

墨家在自己的寫作論辯實踐中運用了所闡述的邏輯主張。如在《小取》篇提出獨到的四種符合邏輯推理的論辯的方法:“辟”“侔”“援”“推”。“辟”是譬喻,全書裏的譬喻都是通過邏輯思維而提出的,從這些譬喻可以看到它有較強的邏輯性。“侔”是類比,把同一性質或同一道理的話列在一起,進行推論,由淺入深,具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量。“援”是援例,墨子書中常舉古代或當代的正麵人物或反麵人物的事跡來證明他的各種論點。“推”是推論,用已經認識到的事物來推論沒有認識到的事物,和現代邏輯學中的歸納與演繹法相似,隻是當時不可能那樣細致區分和詳細描述。

毛澤東閱讀和收藏墨家邏輯學著作,不是一時興趣,而是淵源有自。

毛澤東對讀邏輯學著作可說是孜孜以求。早在湖南一師讀書時,就讀過邏輯學著作《穆勒名學》。到了延安,這種興趣有增無減。1938年春天,他正在讀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可收到了剛出版的潘梓年著《邏輯與邏輯學》一書。他放下《戰爭論》,讀起了邏輯學。在3月25日的“讀書日記”中寫道:“潘梓年同誌寄來了他所作一冊《邏輯與邏輯學》。本日看至93頁,頗為新鮮。”接下來,他隻用了三天時間,一口氣讀完了這本學術專著。從中可見,他對邏輯學是何等求之若渴。進了北京,他接連讀了斯特羅果契為蘇聯軍事法律學院寫的《邏輯》這部教材,又看了蘇聯巴·謝·波波夫著的係統介紹西方邏輯史的著作《近代邏輯史》,還讀過民主人士章士釗先生著的《邏輯指要》,而且評論該書“實事求是,用力甚勤”“刺取古籍材料,排比於邏輯間架之中,在同類書中,為僅見”。這是毛澤東“一字不遺”地“閱一通”《邏輯指要》而得讀書印象。(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7頁)

20世紀50年代末與60年代初,《光明日報》《哲學研究》《新建設》《教學與研究》等一些報刊就邏輯學的學術問題展開爭鳴。著名學者周穀城、金嶽霖、王方名等持續發表了文章。毛澤東十分欣賞這些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見解,找來認真閱讀,並發表自己的讀後感,他還在一次談話中不無遺憾地指出:我們的黨員研究哲學,就是不研究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