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邏輯學書與論文，不隻是廣泛閱讀，而且以極大的熱情參與邏輯學學術研究的大討論。他根據自己的讀書心得，與專家學者本著科學的精神，平等地進行交流，決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有時，為了不影響學術討論的深入，他並不輕易發表自己的意見，以造成一個民主的學術討論的氛圍。
1957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邀集邏輯學界、哲學界人士研討邏輯學討論中的問題。周穀城、王方名都在場，此外還有賀麟、鄭昕、馮友蘭、金嶽霖、胡繩等人。毛澤東和他們談了各自的研究所長與成果，還討論了邏輯問題。討論中又宣講黨的“雙百”方針。交談中，毛澤東還以自己領導革命的實踐經驗為話題，說：“領導革命必須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搞科學研究，也必須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千萬不能把自己的腦袋長在別人的脖子上。對老師不要迷信，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老師的成績和優點，應該學習，應該繼承發揚，老師的缺點和錯誤，要善意地批評指出。”（王方名：《不能把自己的腦袋長在別人的脖子上》，《我們眼中的毛澤東》，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3頁。）
1958年6月，毛澤東還囑咐周穀城：“最好把西方哲學家所講的邏輯，每一個人的，都給寫一篇或幾篇說明介紹的文章，從古到今，來它個係統的敘述。”“最好把所有的邏輯書，不論是新的或舊的，過去的或現在的，一律搜齊，印成大部叢書。在前麵寫幾句按語式的話，作為導言。”
1959年7月28日，毛澤東在給康生的信中談道：“我有興趣的，首先是中國近幾年和近數十年關於邏輯的文章、小冊子和某些專著（不管內容如何），能早日彙編印出，不勝企望！薑椿芳同誌的介紹甚為有益，書目搜編也是用了功的，請你便時代我向他轉致謝意。”（《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4頁）
毛澤東十分關注《邏輯學論文集》與《邏輯叢刊》的編輯出版。
薑椿芳當時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編輯《邏輯學論文集》的工作即由他負責。“書目搜編”指的就是搜集編印的論文篇目。薑椿芳等人編的《邏輯學論文集》，收入了1953年以後發表的全部邏輯學論文，共150篇，分為6集。其中第三、第四集是兩個專集。第三集收入的主要是蘇聯譯文，第四集收入的主要是數理邏輯和中國邏輯思想史論文。這套論文集1958年8月印出，可惜始終未公開出版。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邏輯組擔負起了挑選學術專著的任務。他們編的一套《邏輯叢刊》，由三聯書店出版了。這套書共11本，分別是《邏輯與邏輯學》（潘梓年著）、《邏輯》（金嶽霖著）、《邏輯指要》（章士釗著）、《新論理學》（張子和著）、《名學綱要》（屠孝實著）、《名理探》（傅汎際譯義，李之藻達辭）、《穆勒名學》（穆勒原著，嚴複譯述）、《名學淺說》（耶方斯著，嚴複譯）、《辨學》（耶方斯著，王國維譯）、《論理學綱要》（十時彌著，田吳炤譯）、《邏輯史選譯》（齊亨等著，王憲鈞等譯）。毛澤東一直把這套重刊的邏輯書保存在身邊。
毛澤東組織人彙集專題文獻，為邏輯學研究做了一項基礎工作。
毛澤東不僅對西方的邏輯史感興趣，也想對中國傳統的邏輯思想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了解中國“近數十年”的邏輯學研究概況。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找來《墨家的形式邏輯》和《中國邏輯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輯）》等書來讀，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解情況的徐中遠先生將其界定為“毛澤東晚年讀過的邏輯學書”是有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