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老子的“無為”，並非一無所為，什麼事都不做。“無為”是不妄為，不隨意而為，不違道而為。相反，對於那種符合道的事情，則必須以有為為之。順乎自然，是自然而為，而不是人為而為。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第五十七章）
老子在這裏，把“我”與“民”對舉，強調的仍然是治政行權問題。“我”即“聖人”，即統治者。我做到“三無一好”，民則能做到“四自”：自化、自正、自富、自樸。核心還是“我無為”。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而有以為。（第三十八章）
在這裏老子著重講了“無為”的目的性意義。最高的德是上德。上德是什麼？“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意為我自己沒有做事，但是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沒有做事。我並不是要通過這種沒有做事而達到什麼，而謀求什麼。這是“上德”。下德是什麼？“下德無為而有以為”。意為沒有做事，但沒有做事是有想法的，是自己有意用這樣一種“無為”來對待“有為”。這叫“下德”。“上德”是不離道，實際上也就是自然。“下德”是懂道、守道，是依道而行。守道依道而行雖然做起來很難，但畢竟還可以做；而不離道、自然卻不是想做就可以做到的。下德還可以修為，上德則不可以修為。因為任何修為也是一種作為。
《老子》書中還指出了“為”和“有為”的危害性：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第二十九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第七十五章）
“神器”指帝位、政權。“上”指侯王。他們“有為”則民難治，稅多則民饑，生厚則民輕死。“可為”的結果是“敗之”“失之”。
“無為”的“為”，當然就是作為的意思。老子主張“無為”，排斥“有為”，把“無為”視為“道”的本性在政治、人生中的體現，這被後人看作“君人南麵之術”，既統治術。
對老子和道家清靜無為的主張，後人的理解有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麵：
從消極方麵理解，“無為”就是不做事、不作為。“無為”就是無所作為，“無事”就是無所事事，“無欲”就是清心寡欲。老子“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對現實的各種政治手段，包括禮治、德治、法治的有效性表示懷疑乃至否定，主張回到人類早期，即與自然精神融彙一體的時代，這與當時的複古思潮有關。事實上，“無為”不是不做事，也不是不作為，“無為”是人的一種行為，也是一種為。
從積極的方麵理解，清靜無為的基本含義是政治應當寬鬆，統治者對人民少煩擾、少幹預、少剝奪、少壓製，對四方鄰邦也采取和平相處、互不侵擾的態度，以利於對內造成一種自由、輕鬆、和平、穩定、安寧的政治局麵，對外造成一種和睦、安寧的國際環境，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繁育發展，逐漸臻於富庶壽康的境地。清靜無為是以統治者對人民群眾讓步為代價的。所以統治者要實現清靜無為，往往需要自己少私寡欲，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後世道家為了強調清靜無為政治思想的有效性，把“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那樣的盛世，歸結為道家理論對安邦治國的作用。這得到曆史上許多有識之士，包括許多賢明的最高統治者的首肯和認同，從而也就奠定了道家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不可取代的曆史地位。
不管從消極方麵還是從積極方麵來理解老子和道家的“清靜無為”，它不適合積極進取的入世行為和思想，倒是適合消積避世的出世行為和思想；至多，它的合理部分（如漢代與民休息的黃老思想）可以穩定社會，促進守成。所以，有一種認識：入世則學孔孟，出世則學老莊。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是剛剛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職業革命家。“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詩句，是他精神世界的寫照，積極入世是他思想的主旋律。此時談老子，論劉邦，他理所當然不信老子的出世思想，不追求什麼“清靜無為”，不學項羽的沽名釣譽衣錦還鄉，而讚揚劉邦的納諫如流，善於用人，積極進取。他很清楚麵前現狀是“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台灣還沒有解放，必須把革命進行到底。這裏說的“革命”，已不是武裝奪取政權，而是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所以他總結漢初的經驗：“劉邦的治國之道，任人唯賢，廣納賢才，治理好國家，實現長治久安，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