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口頭報告中，談到抗戰以來處理國共關係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矛盾時，他說：
“我和國民黨的聯絡參謀也這樣講過，我說我們的方針：第一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作‘不為天下先’。就是說，我們不打第一槍。第二條，就是《左傳》上講的‘退避三舍’。你來，我們就向後轉開步走，走一舍是三十裏，三舍是九十裏，不過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們講退避三舍，就是你來了，我們讓一下的意思。第三條，是《禮記》上講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就是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還在1939年我們就提出了這個口號，現在還是這個方針。”（《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頁）
毛澤東在口頭報告中把《老子》“不敢為天下先”的思想，稱之為“老子的哲學”。這是毛澤東對老子樸素辯證法的又一次新的評論和借鑒。
在現實生活中，大凡為國為民的事情，皆人人爭著向前，不甘落後，因為人們都懂得“不敢居後”的道理。老子遵循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從反麵提出了另外一條處世哲學——“不敢為天下先”。這是一種“進道若退”（第四十一章）的生活原則。從表麵上看，有德之人謙退居下，“不敢為天下先”，這是“若退”；從本質上看，“退”是為了“進”，“退”是“進”的一種手段。所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後其身”是說聖人在一事當前，總是把自己放在後邊，把他人放在前邊，這樣反而得到了民眾的尊敬，願意推舉他做領袖，於是躍居於所有人的前邊。“外其身”是指把自己放在考慮之外，替他人著想，不考慮自己。正因為如此，反而得到了民眾的熱愛，民眾就會共同來保全他。故古代帝王常以“孤”“寡”自稱，這是謙退居下的表現。
“不敢為天下先”這種謙恭居下的態度，以及它所體現的鬥爭原則和策略，老子用來處理邦國與邦國之間的關係。因為老子所處時代是春秋末戰國初，周天子已失去控製天下的能力，諸侯割據，各諸侯國都麵臨圖強發展的問題。老子說：“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第六十一章）這是說，邦國與邦國相處，大國如能以謙下的態度對待小國，就可以取得小國的歸附，增強自己的勢力範圍；小國如能以謙下態度對待大國，就能取得大國的信任，得到大國的庇護，以求生存。大國與小國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雙方都能夠滿足自己的願望。但小國謙下容易，而大國則往往恃大而驕。所以老子著重強調“大國者下流”，大國應主動采取謙下的態度，這是很有道理的。
“不敢為天下先”的原則運用於戰爭，老子主張，“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第六十九章）大意是說，我不敢主動采取攻勢，而寧願采取守勢；我不敢主動前進一寸，而寧願後退一尺。在老子看來，主動出擊去攻擊別人，這本身在道德仁義上就輸給了對方，這對自己是極其不利的。主動進犯別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一寸，都會被對方視為淩辱，隨時有遭受反擊的可能，所以應極力避免主動進犯別人；如果我們能夠主動後退一尺，我們表現出的是謙讓和寬容的態度，雖然僅僅的一尺，卻很容易感化對方，對方也會以退讓相待。所以，老子“不敢為天下先”，主張以退為進的方針、策略，在軍事方麵則集中體現為以守為主、以守取勝的防禦思想。
毛澤東把與國民黨反共摩擦進行鬥爭的第一條戰略原則用老子“不敢為天下先”的格言表述出來，意思是雙方矛盾時絕不先打第一槍，也就是在以鬥爭求團結時，達到有理、有利、有節的目的。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提出：“有理”即自衛的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有利”即勝利的原則。不鬥則已，鬥則必勝，絕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擇其最反動者先打擊之，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有節’即休戰的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鬥爭告一段落。在接著的一個時期中，雙方實行休戰，同頑固派講團結，絕不可無止境地鬥下去，這就是每一鬥爭的暫時性。三項原則是毛澤東的機動靈活的戰略策略思想在抗日戰爭國共合作的新的曆史條件下的具體運用和進一步發展。
“不敢為天下先”，就是“不爭先”，“進道若退”，以退為進，以守為攻，以縮為展，謙讓居下。看似弱，實則強；視之退，實則進。甘居下，才能處上；不搶先，才能走在最前麵。其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毛澤東評論為這就是老子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