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卷 第六十七章 （一）
老子哲學叫作“不為天下先”
從公開披露的文獻材料上看，毛澤東運用老子“不敢為天下先”的策略，起始於抗日戰爭中的第二次國共合作。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為挽救民族危亡，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大政黨先後調整各自政策。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八一宣言》，特別是瓦窯堡會議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貫徹之後，國共談判從秘密到公開，從互相格鬥到西北大聯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對日寇態度也起了積極變化。
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更加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國內和平初步形成。為了促進中國共產黨同蔣介石國民黨合作，使抗日局麵早日實現，中共中央於1937年2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等五項要求。同時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民主製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四項保證。
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響應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建議，他們提出了恢複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緊急議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實際上通過了接受國共合作的決議。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為達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又做了巨大努力。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將《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國民黨中央。宣言中提出了發動全民抗戰、實現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抗日的基本主張；重申四項保證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但是，蔣介石遲遲不予公布。經過雙方代表多次談判，蔣介石才被迫接受國共團結抗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等項建議。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發表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的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了實際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標誌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然而，蔣介石和國民黨內的反共頑固派在日寇誘降的政策作用下，消極抗戰，卻不時策動各種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共產黨和進步勢力的反動行為。包括故意製造各種糾紛的一般摩擦，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的軍事進攻等，尤其是接連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
這就迫使共產黨必須與之鬥爭，堅持抗戰、團結和進步的方針，從政治上、軍事上對國民黨的反共摩擦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和回擊，使內戰局限在狹小範圍，及時地製止了分裂與摩擦，堅持了國共兩黨的合作，保證了抗戰的勝利。
1940到1941年，在打退國民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毛澤東先後發表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子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文章，總結了與國民黨又聯合又鬥爭的經驗，製定了一整套正確處理統一戰線內部關係的根本策略原則。如毛澤東1940年12月在《論政策》中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而在土地革命後期，則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麵的政策。具體地說：（一）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既統一又獨立的政策；（二）在軍事戰略方麵是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基本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三）在與頑固派鬥爭時，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是有理、有利、有節；（四）在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組織形式和鬥爭形式采取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五）對於國內各階級相互關係的基本政策，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
1942年5月，毛澤東又指出，在統一戰線裏麵，隻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隻有鬥爭而無團結，都是錯誤的政策。又聯合又鬥爭，是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在處理統一戰線內部矛盾中的具體運用。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原則，對於處理統一戰線內部關係具有普遍指導意義，掌握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原則，就能避免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左”傾、右傾兩個方麵的錯誤。
隨著抗日戰爭的節節勝利，黨的處理統一戰線內部矛盾的各項政策和策略也完善成熟起來。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七大開幕的第二天，即4月24日，毛澤東在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麵政治報告的同時，首先向大會做了口頭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