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史之六
孟軻好辯不得謂之佞
孟子的個性是什麼？他的學生公都子反映外界人們都說孟子“好辯”（喜好爭辯）。
青年毛澤東好學上進，較為讚賞孟子喜爭好辯的辯士風格。
1915年7月，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毛澤東給學友蕭子升寫信，信中說：
孟軻好辯，不得謂之佞；予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不得謂之佞也。……蘇張縱橫，其舌未淑也，離朱巧察，其目不眯也。凡此用而彌盛者，所在多有，攪神之說，不足信矣。（《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3頁）
“孟軻好辯”語見《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餘。’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洿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洿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者，武王烈！佑啟我後人，鹹以正無缺。’
“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複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雲：‘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本章主要是孟子議論，說他好辯的問題。作為一個儒家學說的傳人，傑出的思想家，孟子要宣傳自己的主張，因此也頗招人們的非議。孟子在回答他的學生公都子的提問時回答了這個問題：他不是故意好辯，而是為了像大禹、周公、孔子一樣，為了捍衛仁政的理想，為了造福於世人，而挺身好辯的。
春秋末年戰國初年，墨家學派就已與儒家並稱兩大顯學。由於儒、墨兩家代表不同的階級階層利益，所以他們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存在著分歧。儒、墨兩家的爭論，在墨子死後，還一直繼續著。正當儒、墨相爭不可分割時，楊朱學派又異軍突起，頗有影響，以至形成儒、墨、楊三家鼎立之勢。
孟子一方麵與墨家學派相爭，一方麵又與楊朱學派展開辯論。當時，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充滿）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又說：“逃墨必歸楊。”（《孟子·盡心下》）可見，在戰國時期，楊、墨兩大學派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是對儒家學說威脅最大的兩個學派。此外，還有農家學派、名家學派、道家學派和法家學派等，都很活躍，躍躍欲試準備主宰學術界。
隨著諸子的蜂起及百家爭鳴的展開，儒家逐漸受到了各種學派的衝擊，其顯學地位開始受到挑戰。麵對百家爭鳴對儒家的衝擊和挑戰，如何重振儒學？ 這便是孟子所麵臨的重要時代問題。
對於孟子的好辯，當時許多人不大理解，包括孟子的一些學生在內。一次，孟子的學生公都子問孟子：“別人都說您喜歡辯論，是這麼回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