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卷·軍爭篇·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四）
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在中央蘇區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戰爭中，毛澤東成功運用孫武子“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的軍事指揮原則，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運動殲敵，打得國民黨軍，無論是地方兵團，還是嫡係部隊，紛紛敗下陣去。“圍剿”軍十萬不行，二十萬不行，三十萬也是吃敗仗！但是，“左”傾領導者逐步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力，正確的作戰指導方針被拋棄，致使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據地，被迫長征。遵義會議又把毛澤東請回領導位置，同時也恢複了毛澤東的一係列戰略戰術。
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一年後的1936年12月，毛澤東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曆史經驗，主要是總結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戰爭的經驗教訓。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談到“戰略退卻”時寫道：
如果進攻之敵在數量和強度上都超過我軍甚遠，我們要求強弱的對比發生變化，便隻有等到敵人深入根據地。吃盡根據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圍剿”軍西路總司令陳銘樞所說的“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士氣沮喪。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卻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敵軍劣於我軍，而我軍反優於敵軍的事情。江西反對第三次“圍剿”時，紅軍實行了一種極端的退卻（紅軍集中於根據地後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為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08至209頁）
毛澤東談“戰略退卻”問題，對孫武子“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原則作了引申和發揮，認為“避其銳氣”不是消極避戰，而是積極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並將其作為“戰略退卻”的理論支持。這就把此一戰法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毛澤東把它作為一個完整的戰法，放在戰爭全局和力爭主動權這些戰爭的根本問題上來研究，賦予了新的內容。把執行這一戰法同改變整個戰爭形勢，轉換敵強我弱的戰局結合起來，這不能不說是對這一戰法的創造性運用。
在解釋或運用此一兵法時，在此之前的軍事家大都注重強調一個“避”字。在《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代李筌說：“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宋時梅堯臣說：“勢力不如，則引而避。”張預則解為：“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解來解去，還僅限在一個“避”字上，解決的是為什麼要“避其銳氣”，以及如何“避其銳氣”的問題。這裏的“避”，並不是消極的避開避讓，還有著一定的積極內容，如“避”是“以伺其隙”，乘虛而擊，以達“擊其惰歸”的目的。這一戰法強調的，是“避其銳氣”在前，“擊其惰歸”在後。隻有“避其銳氣”，才會有“擊其惰歸”。避其銳氣，隻是力爭主動權的第一步。隻有“擊其惰歸”，後發製人，才能爭得主動。“避其銳氣”後並不一定必然會出現“擊其惰歸”的情況。它們互相聯係，不可分割，然而後者並非是前者的必然結果。一般來說，“避其銳氣”並不難做到，而要“擊其惰歸”就不那麼容易。因此，毛澤東強調要充分發揮戰爭指揮員的主觀能動性，造成和發現敵人的過失。通過我之努力，如采取聲東擊西、誘敵深入等具體手段，給敵人造成“惰歸”的局麵，為我實施這一戰法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