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將孫武子“避銳擊惰”運用於紅軍反“圍剿”戰爭，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打圈子政策”。在根據地內，不停地與敵人“兜圈子”，叫敵人抓不住打不著。避免在不利條件下與敵決戰，避其銳氣，令其疲憊，然後伺機破敵。即如孫武子在另一處所說：“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謀攻篇》）將敵人拖來拖去，始終掌握戰爭主動權，“致人而不致於人”。在紅軍前三次反“圍剿”中，毛澤東指揮紅軍用“盤旋式打圈子”的拖死狗疲勞戰術，屢戰屢勝。
以減殺敵軍優勢使其疲憊不堪為目的的“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在優勢軍隊進攻麵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而破，而采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毛澤東還以《水滸傳》中的洪教頭與林教頭比武、春秋時期齊國魯國長勺之戰為例，告訴人們“戰略退卻”的一方往往會最終取得勝利的道理。隨後，毛澤東又以人民軍隊成功運用戰略退卻方針取得勝利的鬥爭史為例，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和嚴重危害。相反，也有教訓。1933年9月，蔣介石集中百萬兵力，對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此時，毛澤東已經被錯誤地剝奪了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權。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博古和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極力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作戰方針，不知道戰略退卻，與強大的敵人展開了正麵陣地戰，搞“禦敵於國門之外”，“短促突擊”，“兩個拳頭打擊敵人”。紅軍將士苦戰一年後，無力打退敵人的進攻，被迫轉入長征。
戰略退卻是為了保存軍力，準備反攻。那麼，反攻應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呢？毛澤東提出了六種反攻的條件。“使敵人疲勞沮喪”就是其中之一。如同第三次“圍剿”時國民黨軍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或者，“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士氣沮喪，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卻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敵軍劣於我軍、而我軍反優於敵軍的事情。在這種情勢下再發動反攻，就是孫武子所謂的“擊其惰歸”。
毛澤東善於吸收並靈活運用傳統兵家軍事理論。孫子“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指揮原則，其本來的意義隻是戰場上“治氣”（即把握敵軍士氣）的一種手段，毛澤東將其借用過來，發展成弱小之軍麵對強敵實行“戰略退卻”以達到“戰略反攻”的戰略原則，這就擴大了它的內涵。毛澤東在戰爭實踐上很好地運用了它，在戰爭理論上很好地發展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