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關於迅速攻克錦州的指示，“東野”決定以六個縱隊共十六個師和炮縱主力二十五萬人，攻殲錦州之敵。
10月14日十一時，“東野”攻錦部隊在掃清錦州外圍據點後，向錦州城發起總攻，並迅速突入城內，向縱深發展進攻。經三十一小時激戰，於15日晚攻克錦州，全殲東北“剿總”錦州指揮所和第六兵團司令部等計十萬餘人，俘範漢傑及第六兵團司令官盧浚泉。
錦州被攻克，東北蔣軍與華北蔣軍的“扁擔”被從中間折斷，協同作戰幾不可能。“東野”形成“關門打狗”之勢，戰場地位極為有利。果然，錦州陷落，長春守敵起義的起義，投誠的投誠；廖耀湘指揮的“西進兵團”，在向營口和沈陽撤退途中，在運動中被殲滅；沈陽守軍見大勢已去，士無鬥誌，將無決心，很快土崩瓦解。東北全境解放。
東北解放戰爭戰場上，在戰略打擊方向判斷和戰略兵力調整上，我軍和蔣軍的大本營統帥與前敵總指揮之間，都發生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問題——盡管他們爭論的出發點、性質和結果不一樣。蔣軍的爭論焦點，是固守沈陽等幾個戰略要點和北寧線，還是收縮兵力放棄東北力保華北；我軍爭論的關鍵之點，是“東野”首先南下北寧線斬斷蔣軍東北集團與華北集團的聯係，還是先打北線蔣軍守備薄弱的長春。
蔣介石和衛立煌都有幾十年的征戰曆史，就戰略眼光和戰爭指導經驗論，也絕非等閑之輩。僅就東北戰事來說，在“東野”越戰越強，戰場主客易位，蔣軍已處於戰略頹勢的情況下，蔣氏收縮兵力撤兵關內的構想，還不能說是一著臭棋。否則，毛澤東遠程奔襲攻取錦州的戰略決策的高明之處，就失去了前提條件。衛立煌“君命有所不受”也有自己的“盤算”：一是害怕背上丟掉東北的曆史罪名，二是過分依賴美軍的戰爭物資援助，三是相信自己的指揮水平，以為“東北剿總”還有能力支撐危局，挽回敗局。戰局結果卻表明，蔣氏在此戰中雖有“撤兵關內，力保華北”的明智“君命”，但左右徘徊，猶疑不定，得計遲，行動緩，終失戰機；衛氏的“君命有所不受”，雖然事出有因，但確是把幾十萬大軍丟在東北戰敗南逃的原因之一。衛氏後來幾經曲折，終於棄暗投明，奔向民主陣營，投入人民懷抱，那是後話，此處可以置而不論。
比較衛氏的“君命有所不受”，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的“先打長春，後打錦州”戰役謀劃，還不是出於個人的不良動機。曆史地看問題，西柏坡大本營與哈爾濱雙城“東野”總部之間“電對電”的爭論，均屬戰爭指導中正常行動的範圍之內，目的都在於取得更大更好的戰爭利益。不同的是，毛澤東考慮全國戰局多些，林彪考慮東北戰局多些。毛澤東雖然批評林彪“又是一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且話語之中有些負氣、怨氣甚至怒氣，但是並不認為林彪擁兵自重，不聽號令，別有圖謀，黨委製也限製了個人私心野心行為。毛澤東較多的是做說服工作，甚至一個短時期內同意了林彪“打長春”的方案，待“東野”初攻長春不克轉過認識的“彎子”，毛澤東才嚴令他們先打“錦州、唐山一線”。這說明，毛澤東與中央軍委的“君命”，在執行中也含有紀律性與民主性（即三大軍事民主）的統一。林彪的“不受君命”僅僅是“有所”，並不是毫無限製，肆意妄為。他把自己的作戰設想多次拿到東北局黨委會議上討論，多次向西柏坡發電報陳述具體理由，在打長春出乎意料後，轉而執行“君命”，南下作戰，攻錦州，克沈陽，圍殲廖耀湘兵團，富有成效地實現了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也是曆史事實。
應該說，在“君命”與“將令”的碰撞與協調中，毛澤東等大本營統帥與林彪等前敵總部將領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最終達到了戰役指揮的一致性和有效性，這也是遼沈戰役取得殲滅敵人五十餘萬、解放東北全境偉大勝利的原因和保障。
一般情況下，“君命有所不受”的孫子用兵原則，用於承認或下放指揮權限。毛澤東在東北戰場上運用這個原則，則是“反其意而用之”，批評下級理解上級意圖緩慢有距離，對下級的固執己見耐心說服，給予糾正。這也是對《孫子兵法》的靈活運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