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援打常德五蠻、水苗”。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東漢初名將。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與中郎將馬武等率軍四萬餘人鎮壓武陵“五溪蠻”，翌年病死軍中。西漢時，漢高帝置武陵郡，治所在義陵（今湖南漵浦南），東漢時移治所臨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境內少數民族漢代稱“五蠻”“五溪蠻”或“武陵蠻”，與漢族錯居。東漢時“武陵蠻”曾不斷起義。馬援從黃河流域的洛陽進軍到長江流域的常德，在古代是較為少見的遠征，前後方路途遙遠，聯絡極不方便。在“五蠻”強盛、漢軍混亂戰局前途凶險的境況下，馬援用“矯詔”（假傳聖旨）的辦法“招撫”起義的原住少數民族，不失為剿撫並用中的上策。
據許多史料記載和文章介紹，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動情動怒“上綱”很高。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舉例論理並沒有僅憑感情衝動走極端，也還注意到事物的辯證性。他一方麵認為彭老總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說“為了革命，專之（專擅）可也”是“無紀律性”，另一方麵他還是承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舉彭德懷打朱懷冰、馬援打常德五蠻的古今戰例，意在說明“不可能請示，沒有辦法，專之可也”（指彭德懷），“相隔太遠，遇緊急措施，專之可也”（指馬援）的道理。
從軍事學術角度來探討毛澤東這次談話的內容，較之以前，他對孫子“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又有三點新的解釋：（一）“封建時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遠，遇緊急措施，專之可也。”專之可也的前提是路途遠、情況急。（二）那麼現當代呢？“現在有無線電、電話、汽車，還可以步行、騎馬嘛。”路途再遠，情況再緊，現時的通信和交通工具都可以迎刃而解排除萬難，言外之意是現在“君命有所不受”的客觀條件已經不那麼充分，與“封建時代”大不相同了。（三）“各人都用此理論，那怎麼辦？”此理論指“為了革命，專之可也”。都強調“君命有所不受”，還會有統一的步調、統一的紀律嗎？
當然，毛澤東此次談話的側重點不在於討論軍事學術，而在於批彭，在於批判彭德懷的“黨性、組織觀念、紀律觀念差”。曆史已經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這個批判是錯誤的。“為了革命，專之可也”不失為忠誠戰士的心聲。隻要將其與服從上級服從命令辯證把握，隻要不是一種各行其是的借口，隻要其“專”不是獨斷專行，隻要分寸把握得當，它不失為獲取戰爭勝利的軍事指揮原則之一。
即使在今天，“君命有所不受”和“為了革命，專之可也”的精神也還有發揮作用的空間。1982年，在阿根廷與英國之間，爆發了爭奪馬爾維那斯群島的戰爭。馬島距英國一萬多海裏。英國特遣艦隊司令武德沃德少將、登陸突擊隊隊長穆爾將軍，都曾經向他們的上司要“真正的指揮權力”，而他們的上司都毫不含糊地答應給他們不受任何幹擾的指揮權。國際軍界將這稱之為“委托指揮”。馬島之戰，英軍勝出，更使軍事評論家們和軍事理論家們大談特談“委托指揮”的高妙。如果我們對東、西方的軍事哲學不抱任何成見和偏見，你會感觸到孫子的“將能而君不禦者勝”，毛澤東的“臨機處置，不用請示”，英軍的“委托指揮”，它們之間盡管時代有別，內容差異，但有相通精神，反映共性的是規律！這也是英雄所見略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