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序
聞一多先生為民主運動貢獻了他的生命，他是一個鬥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扭合在他身上因時期的不同而或隱或現。大概從民國十四年參加《北平晨報》的詩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島大學，可以說是他的詩人時期；這以後直到三十三年，參加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五四曆史晚會，可以說是他的學者時期；再以後這兩年多，是他的鬥士時期。學者的時期最長，鬥士的時期最短，然而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為一個鬥士。本集裏承臧克家先生抄來三十二年他的一封信，可以見出他這種三位一體的態度。他說：
我隻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就是技巧）炸開那禁錮我的地殼，放射出光和熱來。隻有少數跟我很久的朋友（如夢家），才知道我有火，並且就在《死水》裏感覺出我的火來。
這是鬥士藏在詩人裏。他又說：
你們作詩的人老是這樣窄狹，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詩什麼也不存在。有比曆史更偉大的詩篇嗎？我不能想象一個人不能在曆史（現代也在內，因為它是曆史的延長）裏看出詩來，而還能懂詩。……你不知道我在故紙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麼，它的目的何在，……因為經過十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我終於開方了。方單的形式是什麼—一部文學史（詩的史）或一首詩（史的詩），我不知道，也許什麼也不是。……你誣枉了我，當我是一個蠹魚，不曉得我是殺蠹的芸香。雖然二者都藏在書裏.它們的作用並不一樣。
學者中藏著詩人，也藏著鬥士。他又說：“今天的我是以文學史家自居的。”後來的他卻開了“民主”的“方單”進一步以直接行動的領導者的鬥士姿態出現了。但是就在遇難的前幾個月，他還在和我說要寫一部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學史。
聞先生真是一團火。就在《死水》那首詩裏他說：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這不是“惡之花”的讚頌，而是索性讓“醜惡”早些“惡貫滿盈”，“絕望”裏才有希望。在《死水》這詩集的另一首詩《口供》裏又說：
可是還有一個我，你怕不怕？
蒼蠅似的思想，垃圾桶裏爬。
“絕望”不就是靜止，在“醜惡”的“垃圾桶裏爬”著，他並沒有放棄希望。他不能靜止，在《心跳》那首詩裏唱著：
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
誰希罕你這場內方尺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
這四場既隔不斷戰爭的喧囂，
你有什麼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所以他寫下戰爭慘劇的《荒村》詩，又不怕人家說他窄狹，寫下了許多愛國詩。他將中國看作“一道金光”、“一股火”（一個觀念）。那時跟他的青年們很多，他領著他們做詩，也領著他們從“絕望”裏向一個理想掙紮著，那理想就是“咱們的中國”（一句話）。
可是他覺得做詩究竟“窄狹”，於是乎轉向曆史—中國文學史：他在給臧克家先生的那封信裏說：“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同在三十二年寫作的那篇《文學的曆史動向》裏說起“對近世文明影響最大最深的四個古老民族—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都在差不多同時猛抬頭，邁開了大步”。他說：
約當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在這四個國度裏，人們都歌唱起來，並將他們的歌記錄在文字裏，給流傳到後代。……四個文化，在悠久的年代裏，起先是沿著各自的路線，分途發展，不相聞問；然後，慢慢的隨著文化勢力的擴張，一個個的胳臂碰上了胳臂，於是吃驚、點頭、招手、交談。日子久了，也就交換了觀念、思想與習慣。最後，四個文化慢慢的都起著變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致總有那麼一天，四個的個別性漸漸消失。於是不能改變，也不必改變，
這就是“這個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一句話的注腳，但是他隻能從中國文學史下手。而就是“這角落”的文學史，也有那麼長的年代，那麼多的人和書，他不得不一步步的走向前去不得不先鑽到“故紙堆內討生活”，如給臧先生信裏說的。於是他好像也有了“考據癖”。青年們漸漸離開了他。他們想不到他是在曆史裏吟味詩，更想不到他要從曆史裏創造“詩的史”或“史的詩”。他告訴臧先生：“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為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他要創造的是嶄新的現代的“詩的史”或“史的詩”。這一篇巨著雖然沒有讓他完成。可是十多年來也片段的寫出了一些正統的學者覺得這些不免“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就戲稱他和一兩個跟他同調的人為“聞一多派”。這卻正見出他是在開辟著一條新的道路，而那披荊斬棘，也正是一個鬥士的工作。這時期最長，寫作最多，到後來他以民主鬥士的姿態出現。青年們又發現了他，這一回跟他的可太多了！行動雖然時時在要求著他，他寫的可並不算少，並且還留下了一些演講錄。這一時期的作品跟演講錄都充滿了熱烈的愛憎和精悍之氣，就是學術性的論文如《龍鳳》和《屈原問題》等也如此。這兩篇，還有雜文《關於儒·道·土匪》大概都可以算得那篇巨著的重要的片段吧。這時期他將詩和“曆史跟生活打成了一片”，有人說他不懂政治，他倒的確不會讓政治的圈兒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