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滕王閣詩》
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這裏是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至於“劣於漢魏近《風》《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於漢魏”，盧駱“近《風》《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騷》的餘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
盧駱與王楊選擇形式不同，是由於他們兩派的使命不同。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闔的節奏，他們必需以賦為詩。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裏是由宮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台閣上隻有儀式的應製，有“句繪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徊與悵惘，嚴肅與激昂，例如王的《別薛升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楊的《從軍行》《紫騮馬》一類的抒情詩。抒情的形式，本無須太長，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處。前乎王楊，尤其應製的作品，五言長律用的還相當多。這是該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楊才正式成為定型，同時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詩也是這時才出現的。
明月沉珠浦，鳳飄濯錦川。
樓台臨絕岸，洲渚亙長天。
飄泊成千裏，棲遑共百年。
窮途唯有淚，遠望獨潸然。
——王勃 《別薛升華》
將盧駱與王楊對照著看，真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我在旁處曾說明過從盧駱到劉（希夷）張（若虛）是一貫的發展，現在還要點醒，王楊與沈宋也是一脈相承。李商隱早無意的道著了秘密：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屬對能。（《漫成章》）
以沈宋與王楊並舉，實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變”，本來在王楊手裏已經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筆得良朋”的妙手，並且我們已經提過，楊炯和宋之問是好朋友。如果我們再知道他們是好到如之問《祭楊盈川文》所說的那程度，我們便更能了然於王楊與沈宋所以是一脈相承之故。老實說，就奠定五律基礎的觀點看，王楊與沈宋未嚐不可視為一個集團。因此也有資格承受“四傑”的徽號，而盧駱與劉張也同樣有理由，在改良宮體詩的觀點下，被稱為另一組“四傑”。一定要墨守著先入為主的傳統觀點，隻看見“王楊盧駱”之為四傑，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觀點，那隻是拘泥，頑冥，甘心上傳統名詞的當罷了。
大君有命，徵子文房，餘亦叨忝，隨君頡頏。同趨北禁，並拜東堂，誌事俱得，形骸兩忘。載罹寒暑，貧病洛陽，裘馬同弊，老幼均糧。自君出宰，南浮江海，餘嚐苦饑，今日猶在。
——宋之問《祭楊盈川文》
將盧駱與王楊分別的劃歸了劉張與沈宋兩個集團後。再比一下劉張與沈宋在唐詩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盧駱與王楊的地位了。五律無疑是唐詩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時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詩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時人安排的順序，王楊的名字列在盧駱之上，也正因他們的貢獻在五律，何況王楊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盧駱的歌行還不免於草率、粗俗的“輕薄為文”呢？論內在價值，當然王楊比盧駱高。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盧駱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憑他們那新式宮體詩，一舉摧毀了舊式的“江左餘風”的宮體詩，因而給歌行芟除了蕪穢，開出一條坦途來。若沒有盧駱，哪會有劉張，哪會有《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和《秦婦吟》，甚至於李杜高岑呢？看來，在文學史上，盧駱的功績並不亞於王楊。後者是建設，前者是破壞，他們各有各的使命。負破壞使命的，本身就得犧牲，所以失敗就是他們的成功。人們都以成敗論事，我卻願向失敗的英雄們多寄予點同情。
倡樓啟曙扉，楊柳正依依。
鶯啼知歲隔，條變識春歸。
露葉凝秋黛，風花亂舞衣。
攀折將安寄，軍中音信稀。
——盧照鄰《折楊柳》
原載《世界學生》二卷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