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士人的價值取向，不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開放多元，自古就以從政做官為正宗，甚至是唯一選擇，因此，解褐入仕的意識特別執著、強烈，以致爭相求進，相互傾軋。莊子擺脫功名利祿、“不為有國者所羈”的思想，對此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同時，提供了一條與登龍入仕大相徑庭的回歸自然本真、回歸生命本體、超越世俗功利的人生道路。
讀《莊》、解《莊》，有不同的層次，取舍萬殊，門徑各異，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但歸根結底，還應和人生觀、價值觀聯結在一起。就是說，應該著眼於人生境界、生命智慧，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知識層麵上。這裏有一個典型的事例：
晚清重臣曾國藩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非凡的功業，又要做天地間的完人，從內外兩界實現全麵超越；這樣，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麵是外在的朝廷上下的威脅，用他自己的話說：“畏禍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麵是內在的心理壓力，為樹立高大、完美的形象，同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的惕懼。他從切身體驗出發，感慨禍福無常，升沉難料，因此，特別欣賞《莊子·讓王》篇中的不邀功、不竊祿、恪守本分的楚人屠羊說，表示要“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他還在日記裏寫道：“近來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
脈象把得很準，處方也開得正確，說明他的頭腦非常清醒，確是絕頂聰明。無奈，生命是不能模仿的。他從莊子那裏獲取的隻是認知，隻是見識，而無關乎自己的個性，無關乎人生境界。個性與價值觀決定了，他隻能在那裏徒喚奈何，最後依然找不到自我。當然，如果他真的按照莊子說的去做，真的能拜屠羊說為師，真的“在一‘淡’字上著意”，剔除太切的名心、太重的俗見，那他還是“用破一生心”的曾國藩嗎？
林語堂先生曾經設想：“如果希特勒在猛撲之前有一些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累積到了滿溢，不如及時停止）的智慧，人類就不會空灑那麼多的鮮血。”這可就顯得過於天真，未免有些學究氣了。以“戰爭魔王”希特勒的人生追求、價值取向，怎麼可能具有“持盈保泰”、“知止不殆”的道家思想呢？充其量隻能掛在嘴上，用一句俗話來形容，是“老虎掛念珠—假裝正經”。當然，希特勒就是希特勒，他才不會去“掛”去“裝”哩！
莊子哲學是艱難時世的產物，體現了應對亂世的生命智慧。莊子無意逃避現實，但也不取淩厲進擊、戰勝攻取的強者姿態，唯以堅守本性、維護自由為無上律令。他所探究的中心課題，是如何在夾縫中生存，如何在亂世、濁世、衰世中養性全生、擺脫困境，其中涵括了也飽蘊著一代哲人對其所遭遇的種種痛苦的獨特生命體驗。
“人世難逢開口笑”，“新鬼煩冤舊鬼哭”。這樣，每逢災禍頻仍的時日，那些處於“倒懸”之境的士子，窮途失意的文人，或者雖曾春風得意、後來卻屢經顛躓磨難而豁然開悟的“過來人”，幾度滄桑曆遍，世事從頭數來，他們都會想起《莊子》中那些警策的教示，祈望從中獲取靈魂的慰安、心理的平衡，尋求解脫的路徑、生命的皈依。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莊子》是失意者的《聖經》。它告訴人們，可以采取另一種方式活下去，可以從另一種視角看待問題、觀察事物。長期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先生有言：“中國人在得意的時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時候是道家。道家這種‘以退為退’‘順應自然’的態度，曾經減輕了中國人在失意的時候的苦惱，也給他們帶來了不少苦中的樂趣。”
明朝萬曆年間有位學者名叫馮夢楨，曾經說過：“餘弱冠時，所遭多變，掩戶日讀莊（周）文、郭（象）注，沉麵濡首，廢應酬者幾兩月，嗣遂如癡如狂，不複與家人忤，亦遂不與世忤，一切委頓，蕭然至今。”此人年輕時仕途多舛，快到三十歲了才中進士，一度飛黃騰達，後“因傷於流言蜚語”而辭官歸隱。這樣，莊子的逍遙遊世、隨遇而安的思想，遂成為他化解戾氣，“不與世忤”的藥石。
近代文學家、翻譯家林紓還講過這樣一番人生經曆：
憶餘二十一歲時，病咯血，失眠六夕，且殆。忽憶及《南華》‘惡知乎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因自笑曰：今日之病，予為麗姬入晉時矣。竟廢書而酣寢。醫至診脈，大異曰：愈矣！餘曰：《南華》之力也。
今年六月後，病癃不得前後溲，在醫院中讀自注之《南華》，倏然臥以待死，一無所戀已，得善藥而愈，距咯血時蓋五十年矣。然則《南華》一書，固與餘相終始乎？
這裏講了他五十年間，幾次以《南華經》（即《莊子》）為“善藥”，治愈咯血、失眠與肢體麻木的切身體驗。文中引述了《齊物論》中“麗姬入晉”的故事：艾地封疆守者的女兒麗姬，為晉國國君所迎娶，開始時哭得衣襟都濕透了；待到入宮之後，與國君同睡一床，共享美味，才後悔當初不該哭泣。莊子以此為喻，說：“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我怎能知道死去的人不後悔自己當初努力求生呢）！”而林氏以麗姬為喻，同樣也是說，參透了生死，無所憂傷，無所顧念，因而得以酣然入睡，結果病痛竟不治而愈。
《莊子》竟然成為療疾祛病的“善藥”，難怪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要說，“道家文化很像藥店”，“身體健康的時候，大家可能不會在意藥店在哪裏，生了病馬上想到的，就是藥店或者醫院”。那麼，儒家文化呢？他也說了，是“日常生活中的糧食店”，人要活下去，每天都離不開五穀雜糧。就此，我也悟解了宋代詩人李洪說的“《南華》一卷是醫王”的道理。
誠然，說莊子能夠治療疾病，不要說他人會視為天外奇談；恐怕連他本人也絕對沒有想到。他一不是救苦救難的南海大士觀音菩薩，他沒有祛除人間千災百病的神奇法術；二不是神醫國手，不具備扁鵲、倉公那樣手到病除的本領，甚至對把脈之法、岐黃之術也毫無研究。就是說，他不能“戡天役物”，救死扶傷，沒有解決日常生活中實際問題的本事。他的思想，他的學問，他的功力，主要是作用於心靈層麵與精神境界，也就是通過釋放精神能量，使身處困境的人群在逍遙暢遊中卸卻種種負累，解脫重重羈絆。—如果用醫學術語來表述，可說是起到一種“消結化瘀”、“疏肝理氣”的作用。
莊子有言：“兵莫憯於誌，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①其意若曰：兵器沒有比心意更銳利的，莫邪良劍還在其次；傷人沒有甚於陰陽的，充滿於天地之間。其實，並不是陰陽來傷害的，乃是人們心神自擾，而使自身受到傷害。心病的產生來自於心神自擾，源於自身的煩亂。
問題的討論，還可以再深入一層。《黃帝內經》有“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已經病倒了，當然需要治，能夠治好也十分可貴，但這終究屬於被動應對；而“治未病”，亦即在患病之前早自為計，事先掌握預防的主動權，方為上策。《莊子》一書正是這樣，其作用乃在於醒世、覺迷，釋疑、解套，能夠啟發人們增長智慧，識機在先，獲得一種解除外在枷鎖與心中魔鬼的困擾，療治精神創傷的思維方式與認知視角。
醒世、覺迷，釋疑、解套，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以超越的眼光、豁達的心胸、高遠的境界來觀察和處理客觀事物。德國哲學家尼采有言：“人類是病得很深的動物。”不要說處於人禍連綿、戰亂頻仍的亂世，人們的心靈滴血，飽受創傷；即便是太平年月，在正常情況下，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完全擺脫精神的困境：
首先，人在本質上是有限的存在，不僅要受到空間、時間的拘縛和種種社會環境、傳統觀念的約束，而且，很難擺脫名韁利鎖的誘惑與折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優哉悠哉，輾轉反側”。到頭來，煩惱叢生，心力交瘁；即便是僥幸到手了，也難免勞形苦心，身為形役，所謂“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
其次，人生多故，世事滄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人心處無二三”。榮與辱、順與逆、成與毀、得與失，相伴而生，隨時為變。每一番顛折的結果，帶來的都是痛苦與煩惱。
其三，人是唯一知道自己會死的動物。縱使自身未曾麵對生死大限，親人、友好間的生離死別、浮沉聚散，也依然會帶來愁苦悲傷。
其四，嫉妒、猜疑、貪婪、驕縱、恨怨、攀比等心靈上的毒瘤，也在時時作祟，給心靈帶來種種愁煩①、般般痛苦。
那麼，如何才能消解與擺脫這些內心釀造的苦悶與憂傷呢？這就用得上《莊子》了。人們常說，“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現在急需的就是要“放得下”。莊子的哲學思想，可以為“放得下”提供一種開闊、多元、超拔的認知視角。
英國曆史學家饒列說：“隻有死才能夠使人了解自己。”確實如此。常人也好，偉人也好，不必死生契闊，不必火燙油煎，隻要罹患過一場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過幾次，就會領悟到許多過去從未思考過或者經常被忽略的道理。如果不是正常狀態下的自由公民，而是貪官汙吏，罪犯刑徒，這類體驗則更多地來自於鋃鐺入獄，鐐銬加身。平時頤指氣使，氣焰熏天，自以為不可一世的人，瀕臨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時刻就會知道，原來自己也不過是個普通的角色；無論其為萬億富翁，還是高官顯宦，到頭來同窮光蛋、拾荒者並沒有多少差別。什麼赫赫威名、巍巍權勢，什麼豪宅別墅、名表名車，什麼金條銀錠、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著不放的東西，轉眼之間，就全都不再屬於自己了。這個時候，也唯有這個時候，才會冷靜地思考一回：從前那麼瘋狂聚斂，貪得無饜，恣意搜求，究竟所為何來？
問題在於，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將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際方才覺醒，豈不是為時太晚了嗎？因此，最佳選擇還是這種“紅塵解悟”，能夠早些，早些，再早些。
那麼，從讀《莊》、解《莊》中，是否有望提前獲得一些啟悟和警
示呢？
比如，領會“削跡捐勢，不為功名”，“物物而不物於物（主宰外物而不為外物所宰製），則胡可得而累邪”①的深刻蘊涵，能不能有助於警惕名累、勢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為物役”、“心為形役”呢？
比如，記取莊子說的“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陽光掠過空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②的警世恒言，是否可以看清世事，厭棄奢華，變得清醒一些、聰明一些，超脫一些，從而自覺地戒貪瀆、“不伸手”，少往身上套幾條枷鎖呢？
再比如，莊子說過：“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①；“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②—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沒有理由無限度地期求，無限度地追逐，無限度地攀比。這種人生的有限性，構成了知足、知止的內在根據。懂得了這一點，是否有望在現實生活中“多做些減法，少做些加法”呢？
—從平衡心態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認識上的絕對化。在莊子看來，事物的性質都是相對的，一定條件下的失去，從另一麵來看卻是獲得；一件東西的生成，對另一件東西來說是毀損。“以道觀之，物無貴賤”③。在“道”的世界裏，事物是齊一的，並無本質的差別。而且，世間萬事萬物，都處在不斷變化與流轉之中；人生的種種際遇，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視角不同，衡量標準有異，情況、狀態就會隨之而發生變化。看開了這個道理，自然會化解許許多多胸中積悶、眼底波瀾，使自己的心態平和下來。也正是為此吧，所以，明代詩人祝允明有“醫經士典都餘策，一卷《南華》萬物平”之句。
北宋大文豪蘇軾深得莊學三昧，他在《超然台記》中說：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遮蔽）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
哀乎！
—順應自然，以理化情。莊子強調，“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這並非說，要完全杜絕七情六欲；而是主張種種情感應該因應自然、順化自然，並且能夠融理性於情感之中，做到以理化情。他說：“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①。馮友蘭先生說，在莊子看來，情對於人，是一種束縛，而理（理性與理解），則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化解，進而從束縛中解放出來。這種解放的結果，就是得到了自由。
—遊心於恬淡之境，清靜無為，順著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不用私意。虛靜其心，用心若鏡。《應帝王》篇講，不要占有名聲，不要暗藏機謀，不要承擔負累，不要運用智力；體會無窮無盡的變化，逍遙於無跡無象的境界，完全活出屬於自己的本色來。用心應該像鏡子一樣，對外物的來去，既不送也不迎，隻反照回應而不收藏，且隨時清場，不留存前塵往跡。這樣，就能夠承受萬物變化而沒有任何損傷。這段原文是這樣的：“無為名屍，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文字比較艱深一些，但內蘊十分豐富。
這些都是超拔於智能、認知層麵的，表現為一種人生境界、心性修養。以此來觀照客觀事物，處置人生課題，就會擺脫種種煩惱，除掉無謂糾纏，免去般般計較。
清人吳世尚在《莊子解·序》中評論：“吾觀莊子之文，最為入情入理，高處著眼，大處起議，空處落筆，淡處措想。”應該說，這是十分精到的概括。
三
同軸心時代其他思想巨擘一樣，莊子及其哲學占據著三個製高點：
一是居於古代巨人時代的峰值位置，既標誌著人類意識的大覺醒，更參與實現了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春秋末期以降，直到戰國中後期，哲人、泰鬥相繼登場，天才傑作、經典著述層見錯出。在這種眾聲喧嘩，群星聚耀的情勢下，任何一個思想家，要想秀出群倫，獨張勝幟，是艱難無比的。莊子在哲學（當然還有文學）方麵的驕人創獲，實屬一個罕見的特例。
二是具有普世性的品格。莊子從宏觀現實出發，基於人的本性和人類共時處境的思考所提出的自然觀；其生命哲學關於生命現象的思考，關於生命精神的積極營衛；以及追求自由精神，防止和克服人性的異化—這些方麵都具有跨地域、跨時代的普世價值。